1792年9月21号,法国国民公会就这么开幕了。

第一天, 议员们干了两件事:一是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紧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共和国的第一年该从哪一天开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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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从攻占巴士底狱那一天算,有的人说从推翻国王那一天算,还有人说得从秋分那一天算,就因为“共和国得和自然同步”。最后经过一番争吵, 定下来从1792年9月22号开始算,这一天就是共和元年元旦。

这还只是个开头。在接下来的3年里, 这个议会因为很多没想到的事情,吵得厉害,甚至吵到要把对方弄上断头台。

先说说最奇葩那事情;日历什么的。

1793年, 国民公会决定废除基督教历法,制定出一套全新的“共和历”。原因在于:旧历法满是宗教色彩,像圣诞节、复活节、圣徒日这类,都是封建迷信,共和国需要一套理性的、科学的新历法。

那新历法是怎么设计的?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30天,分成3旬,每旬10天——对,一周是10天,休息日从7天一次变成10天一次。工人多干了3天, 议员们觉得这很“理性”。

月份的名字是诗人法布尔・德・埃格朗蒂取的,全是和自然以及农业相关的词汇:葡萄月(收获葡萄)、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草月;收获月;热月;果月。听着还挺好听,但法国人用了13年就受不了了, 拿破仑在1806年把它废除了。

为了这个日历,议会讨论了好几个月。有人说10天一周违背人性,有人说旧历法是“奴役的象征”,还有人提议把每天的时间也改成十进制——一天10小时,一小时100分钟。这个没通过, 不然现在我们看我们看时间都会很费劲。

再说说帽子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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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9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所有女性都得佩戴三色帽徽(蓝白红)。如果不戴, 第一次关8天;再犯的话,直接被定为“嫌疑犯”,你明白后果。如果有人敢撕掉别人的帽徽,要关6年。

为了这个法令,议会吵得特别厉害。激进派说,不戴帽徽就是不爱国,就是反革命;温和派觉得, 穿什么戴什么是个人自由,共和国不该管太宽。

更离谱的事情还有。当时, 有一群革命女性,穿着男装跑到国民公会去请愿,说要法律赋予女性穿男装的权利。她们就说,既然男女平等,那女人为什么不能穿裤子?议员们争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不行,女人穿裤子会“混淆性别”,扰乱社会秩序。

还有, 那时候所有人都得互相称呼“公民”。不能叫“先生”“夫人”“小姐”这类的,连国王路易十六都被叫做“公民路易・卡佩”。有议员在议会里不小心说了句“先生”,马上就被人纠正了,差点还被打成反革命。

宗教问题那也是吵得特别厉害,你争我斗的。

1793年末的时候,激进的埃贝尔派弄出个“理性崇拜”,把巴黎圣母院改成“理性圣殿”,找了个女演员当作“理性女神”, 大伙围着她唱歌跳舞。他们还跑到国民公会,要求把理性崇拜定成国家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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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并不赞同这样。他觉得理性崇拜太缺少信仰感了,老百姓还是得有信仰才行。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提出要开展“最高主宰崇拜”——承认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议会就“上帝究竟存不存在”这件事, 争论了好几天。最后罗伯斯庇尔赢了,最高主宰崇拜就被定成国家的宗教了。而他的对手埃贝尔派,没几个月全都被拉去砍头了。

你觉得这些就够稀奇古怪的了吗?还有更厉害的——发言的次序和座位。

国民公会的座位是按政治立场分的。激进派坐在左边最高处,叫"山岳派";温和派坐在右边,叫"吉伦特派";中间摇摆不定的叫"平原派",也叫"沼泽派"。坐哪里,本身就是政治表态。经常有议员因为换了座位,被对方骂成"叛徒"。发言顺序更是敏感——谁先发言、谁后发言,直接影响辩论走向。为了谁先上台说话,两派能吵一个小时。1793年5月,吉伦特派议员朗瑞奈在讲台上发言,谴责巴黎公社的暴动。他话还没说完,几个山岳派议员直接冲上去,要把他从讲台上拖下来。朗瑞奈死死抓住讲台,大喊:"我要求解散巴黎所有革命权威!我要求宣布他们这三天的所作所为全部无效!"

台下, 旁听席的市民大声喊着:"打倒!他要内战!他要反革命!"紧接着,朗瑞奈被强行拖下台,没过多久,吉伦特派22名议员被逮捕,随后大部分都上了断头台

说到旁听席,这可是法国大革命议会的一个大奇观。国民公会的旁听席一直都是挤满了巴黎市民的,也就是所谓的"无套裤汉"——工人、小贩、手工业者。他们不是来听辩论的,而是来指挥辩论的。议员讲到他们爱听的内容时,他们就鼓掌欢呼;讲到不爱听的,就喝倒彩、吹口哨、骂脏话。有时候辩论到关键的时候,旁听席直接就喊"投票!投票!", 吓得议员们赶紧表决。很多时候,不是议员在决定国家大事,而是旁听席在起决定作用。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审判路易十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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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名议员进行投票, 全都判定国王有罪,只有一个叫朗瑞奈的人宣称:"我是立法者,并非法官。"之后关于怎么判刑,又争论了好几天。有的提议关起来,有的提议流放,有的提议必须杀。最后投票结果是:361票赞成死刑,288票反对,72票赞成缓刑。

赞成死刑的比反对的就多几十票。路易十六正因为这几十票,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辩论,那真就是惊心动魄。有一回罗伯斯庇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丹东。他说:"我清楚谁是阴谋家,我清楚谁行贿,谁受贿,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 他们能听到我们说话。”

全场没一点声音。几个月之后,丹东被送上断头台。又过了几个月, 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上去。

回过头去看这些奇怪的辩论, 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社会处在剧烈变化当中时,任何事情都能够被政治化。日历、帽子、称呼、上帝、座位、发言顺序——这些看起来十分细小的事情,它的背后全都是权力的争斗、路线的争斗、你死我活的争斗。

在国民公会里头,没有中间的地带。你如果不站在我这边, 那就是我的敌人;你今天跟我吵架,明天说不定就会被拉去砍头。这样的政治环境,最后把革命给吞没了。

如果处在那个时代里, 你会怎么看待这些奇怪的辩论?你觉得那是理性的探究还是疯狂的闹剧?到评论区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