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浙江宁波上空飞来一架日军飞机。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撒下了大量混杂着跳蚤的麦粒、棉絮和面粉。几天后，宁波开明街一带开始有人高烧、淋巴结肿大、皮肤发黑，鼠疫在城中迅速蔓延。不到一个月，开明街一带就有110余人死亡，12户人家全家死绝共45人。这场瘟疫最终导致1554人失去生命。
这不是天灾。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细菌攻击。
类似的场景，此后在常德、衢州、义乌、鲁西反复上演。策划这一切的，是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忍的细菌战部队。
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记仇。是因为从头到尾，这些反人类罪行都没有被清算。
从背荫河到平房，一个以活人为实验材料的魔窟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市郊的背荫河建立了最初的细菌战部队，代号“东乡机关”。创办者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个富裕家庭，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他极力向日本军部鼓吹细菌战，声称“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
石井的建议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高度认同。1933年，背荫河细菌实验场正式建立，代号“加茂部队”，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1934年，背荫河基地发生了一次越狱事件。一个叫王子阳的人带领30多人暴动，12人成功逃脱。逃脱者中有人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石井四郎意识到秘密已经守不住了。为防止泄露，他决定搬迁。
石井看中了哈尔滨以南、地势高、隐蔽性好的平房地区。1935年初夏，关东军强占了距哈尔滨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1938年，关东军发布第1539号命令《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731部队陆续移驻平房地区。此后基地经过多次扩建，最终占地超过1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战工厂。日本军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
基地的防备极其严密。方圆数百亩被高墙和铁丝网层层围住，围墙四周岗哨林立，四角修建了炮楼，安装了活动式探照灯。整个基地只有一个出入口，由重兵把守。伪满洲国的官员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731部队归日本陆军省管，由东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部队全员编制2600余人，包括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外加80余名校级军官、300余名尉级军官及技师。1936年至1942年7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任部队长，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
对外宣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表面职责是为关东军提供洁净饮用水、预防传染病。但真正的职能，是研发和实施生物武器，以活人为实验对象进行非人道的研究。
人体实验，比地狱更可怕的研究
731部队把受害者称作“马路大”或“圆木”。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不是人，只是实验材料。在平房基地的“四方楼”特设监狱里，关押着大量被“特别输送”来的抗日人士和普通百姓，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据日本学者松村高夫的研究统计，至少3000人被当作实验材料，没有人能活着走出去。
为了测试不同细菌武器的效能，731部队故意让健康的受害者感染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痢疾等病菌，观察他们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然后进行活体解剖。这一过程通常不用任何麻醉，因为麻醉剂会影响细菌活性，他们要的是所谓最“准确”的数据。
解剖时，受害者被绑在手术台上，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切开身体。有的女性先被强奸怀孕，后被活体解剖。他们还进行了人兽血交换实验、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实验、左右肢交换实验。所有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残忍手段，都被用来“实验”。
731部队专门设有“吉村班”研究冻伤。他们在零下20到零下35摄氏度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有的战犯供述，他们把人手放在特殊机器里降温到零下30到零下40摄氏度，冷冻1小时20分钟后，直接拿刀切掉手指观察横断面变化。有时还用开水给被实验者解冻，使其烂掉皮肉、露出白骨。
为了研究飞行员在高空缺氧环境下的生理反应，731部队把“圆木”关进八角形试验室，四周密封，只留一面玻璃墙壁供观察。试验人员通过减压舱一点点减压，观察正常人在逐渐真空状态下的反应，直到被试验者眼球凸出、内脏从口鼻溢出死亡。为了测试人体能承受的G力极限，他们又把受害者绑在巨大的离心机上高速旋转，观察其在超重状态下脑出血、内脏破裂的过程，直到受害者死去。
此外，还有脱水实验、饥饿实验、烫伤实验、血液互换实验、毒气实验。受害者被剥夺饮水，观察脱水过程的生理变化；被剥夺食物，记录饥饿致死的进程；被烫伤或烧伤，测试人体对高温的耐受极限；被互相输入对方的血液，观察排异反应。
被关进毒气室，测试不同毒气的致死浓度和时间。到1942年，731部队已研发制造了至少10种细菌炸弹，共计2000余枚。从1936年到1945年，这座魔窟用中国人的生命，堆积出了一座血淋淋的“科研”数据库。
细菌战，从实验室蔓延到村庄的屠杀
731部队的实验成果，被直接用于对中国平民的攻击。
1940年宁波。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731部队特别细菌远征队出动飞机，在宁波开明街一带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及麦粒、棉絮等物。几天后，开明街一带暴发鼠疫。不到一个月时间，有名有姓的死亡者达135人，其中12户人家全家死绝共45人。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1554人。当局为控制疫情，焚毁疫区房屋137间，形成约5000平方米的“鼠疫场”。
1941年常德。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出动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常德城区投下36公斤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12岁的蔡桃儿成为常德鼠疫爆发后的首位确认受害者，发病36小时后死亡。疫情迅速蔓延至周边7个区县、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
经1996至2000年专项调查确认，有名有姓的死亡者7643人，实际死亡人数远超此数。2002年，面对大量确凿证据，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不得不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了7643人死于常德细菌战。
1942年浙赣沿线。日军为报复中国人救助执行杜立特空袭的美军飞行员，在金华、义乌、衢州等地沿铁路线和村庄大量散布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1942年10月，鼠疫传播到义乌江湾崇山村，不到两个月，全村1200余人中有408人死亡。整个浙赣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超过5万人。
1943年鲁西。1943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与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共同策划“十八秋鲁西作战”，在山东卫河流域撒布霍乱菌，并炸毁河堤，利用洪水制造大面积污染。据日军秘密统计，此次行动造成冀鲁豫三省交界处24个县、42万余人死亡。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是中国的农民、工人、商人、学生。
镰仓协议，8000张人体切片换来免罪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在撤退前炸毁了大部分设施、杀害了被关押的囚犯以销毁证据。
但石井四郎手里还保存着一件东西，从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解剖获得的约8000张玻片，以及大量实验报告。这些资料涵盖炭疽、鼠疫、伤寒、霍乱等的人体实验数据。
1945年底到1946年初，石井四郎与美军在镰仓一家旅馆展开秘密谈判。石井提出：以免于战争罪起诉为条件，交出所有人体实验数据。1947年，双方正式达成书面协议，史称“镰仓协议”。协议包含九条内容，约定秘密调查报告仅限于美军特定人员和石井等约20名研究人员知晓，日本研究人员将受到绝对保护，免受战争罪起诉。
1947年10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基地派遣细菌学专家埃德温·希尔再次找石井“验货”，确认了资料的价值。美国用25万日元换取了这些用中国人生命换来的数据。
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上，经美国操控与掩护，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成员全部以“证据不足”免于起诉。石井四郎不仅逃脱了审判，还被聘为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高级顾问，该基地一栋大楼被命名为731供其研究使用。
731部队的其他核心成员也全部逃脱了法律制裁。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被国民政府短暂拘押后释放，后任金泽大学校长。航空班班长、细菌生产负责人内藤良一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血液银行，发展为日本最大制药公司之一。
冻伤实验负责人吉村寿人战后回到京都大学任教授，活到2006年，至死都未对731的所作所为进行道歉或反省。只有细菌生产负责人柄泽十三夫和总务部长川岛清等少数人被苏军俘获，在1949年伯力审判中被判刑。但随着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他们也被遣返回国。
正义缺席之后，日本在害怕什么
今天，日本官方对731部队的态度仍然是回避和否认。
但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煽动仇恨。是因为这一系列反人类罪行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彻底清算，甚至不被承认。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正义缺席。
731部队的罪行之所以仍然是中国民族不断流血的伤口，不是因为时间无法冲淡伤痛，是因为正义始终缺席。那些数据至今没有被公开，那些受害者至今没有得到公正。
石井四郎等战犯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换来了自己安享晚年的特权。那些被称作“圆木”的人，那些在真空室里眼球突出、内脏从口鼻溢出的人，那些被活体解剖、连麻药都没有打的人，他们的名字大多数甚至没有被记录下来。
我们谈论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完成一场在法律上已经无望的审判。而是在人类的良知和历史的书写中，完成一场迟到的正义。确保这样的罪行永不重演，这是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731部队的罪行被挖出来，日本之所以害怕，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记仇。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相一旦被看见，就再也无法被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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