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北平太和门广场的空气几乎凝固。
有一名日军的少将他将军刀抽了出来，用力地在属于明代宣德年间时期的青铜材质大缸上面刮出了一道呈现黄铜颜色的划痕，并且宣称说要学习四十多年之前的八国联军那种做法，把这座宫殿给放火烧掉。
有两百名带着荷枪实弹武器的日军士兵将太和门给包围起来了，在他们形成的包围圈里面，是一百四十名端着破旧的老毛瑟步枪的属于故宫的留守警卫人员。
太平洋战争这个事件把日本的钢铁给压榨得一点都不剩了，东京方面颁布了一份叫做《金属类回收令》的文件，就连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被收走拿去熔化之后做成弹药了。日军不再满足于那种表面敷衍的所谓“文化保护”行为，而是直接开着军用的卡车去撞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然而就在刀锋马上就要落下来的那个瞬间，有一辆边三轮摩托车紧急刹车停在了石阶的前面。有一名大佐递上了一份属于关东军高层的标注为“绝密”字样的电文。少将看完这封电文之后，脸色变得铁青，“咔嗒”一声响，已经出鞘了一半的军刀被用力地插回到了刀鞘里面。两百名日军把武器收了起来，就像潮水一样退出了紫禁城。
有一封密电把有着六百年历史的皇城给救下来了。但是日军侵占北平的时间长达八年这么久，最终却没能把故宫给洗劫得一干二净，在这背后的原因远远不只是这一封电报所起的作用——那是一场关于文物南迁的预先行动、一个留守者所表现出来的孤独勇敢精神，与侵略者自身所做的多重算计这些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
文物好像长了腿一样跑掉了，鬼子扑了个空
早在日军进入城里之前，故宫里面的宝贝们就已经好像“长了腿”一样离开了。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职务的易培基预感到华北地区危险的马上就要到来了。在1933年1月的时候，日军攻陷了山海关，行政院直接下达命令启动文物往南迁的行动。
从193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3月结束，故宫博物院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把二十四万件属于最核心部分的文物精华内容——其中包括《四库全书荟要》、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以及历代的书画珍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唐宋时期的瓷器——分别装进了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个木箱里面，然后分批运往大西南地区。
负责押运这些文物的工作人员那志良后来在他写的回忆录里面这样写道：“除了车辆发出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一种非常凄凉的感觉。”
在1937年7月29日这一天，北平沦陷了。日军兴致勃勃地推开储秀宫、乾清宫、太和殿的大门的时候，全都愣住了——里面几乎是空的。日军八年时间都没能洗劫故宫，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晚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张庭济：用文件和法理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城墙
但是这个所谓的“空壳”依然有着非常高的价值——留在宫里的，还有九十三万件没有来得及打包处理的文物、八千余麻袋属于明清时期的档案、三百零八口重量达到数吨的青铜大缸。
守着待在这座空荡荡的城市里面的人，是总务处的处长张庭济这个人。这个人在早些年于北京大学读书的那个时候参加过五四运动，曾经被推选成为学生代表当中的一个。
经历十八年在官场的起起伏伏，当年那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做事周到的中年官僚。院长马衡在撤离之前留给他的仅仅是四个字：“尽力维持”。
这四个字，张庭济硬生生地扛了八年的时间。
日军进城之后，伪政权的说客钱桐拿着一万两千块现大洋来到他这里，条件是要让一名日本少佐带领士兵“住”进西华门。张庭济不慌张也不忙乱，从铁皮柜子里面翻找出一本已经发黄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指着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的条款说：外国顾问的任命一定要经过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去签署，还得向国联进行备案。
他接着就点破关键之处——关东军在东北把溥仪捧起来标榜“满洲正统”，华北驻屯军要是强行闯入前清皇宫，就相当于在众人面前打新京方面的脸。钱桐灰溜溜地揣着委任状离开了。张庭济转过身去用这笔钱从黑市换回来五十袋面粉，用敌人的钱去供养自己的岗哨。
在这之后的八年时间里，张庭济通过文书的往来去拖延每一次日军提出的“合作”要求，用官僚的程序建立起一道看不见的防线。马衡院长后来在理事会上报告的时候说：“数年以来北平本院的文物，最终因为该处长忍受屈辱承担重任，才得以平安无事，幸免于散失。”
侵略者心里的打算：不是不想去抢夺，是不敢去抢、不划算
日军没有对故宫进行洗劫，绝对不是因为“文化自觉”或者“文明素养”。北平沦陷的那一年，日本早已把中国当作自己口袋里面的东西，把故宫当作自己在“外府”的私人财产。既然早晚都是自己的，何必着急去烧毁呢？
密电背后存在的三层算计，揭开了侵略者真正的盘算。其一，故宫是溥仪的祖辈产业，烧毁了它就相当于砸掉了伪满洲国的招牌——日本还需要溥仪这面傀儡旗帜来对东北进行统治。其二，日本做着长期殖民的美梦，北平早晚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故宫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自己家的私人财产。其三，宋版书和粉彩瓷变不成东南亚战场上的子弹——侵略者不是不想去抢夺，是不敢去抢、不划算。
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也是一道无形的约束。故宫曾经在伦敦和莫斯科举办高规格的文物展览，国际知名度非常高。日本一边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一边要是公然对故宫进行洗劫，将难以承受国际舆论所带来的压力。
并非一点都没有受损：铜缸付出的代价
然而，说日军“没有动故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1943年，日军在北平发起“铜品献纳运动”，目标指向故宫里面数百口明清时期的铜缸。在反复地胁迫之下，张庭济等人只能“舍弃小的保住大的”——把辖区内两百多口铜缸记录在册，挑选出其中没有款识、无法判断年代的54件，连同2尊铜炮交给日伪。
此后日军又抢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一尊。抗战结束之后统计，明确丢失的铜缸达到66只。
这属于一场具有惨烈性质方面的取舍。张庭济以及其他一些人把少量文物出现损失当作代价，从而换取到了故宫里面大部分文物能够得到保全。
日军对北京进行侵占长达八年时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故宫给洗劫到一无所有的程度，这是多种不同力量一起发挥作用所形成的结果：文物往南方进行迁移让侵略者落了个空；张庭济和那些留守在当地的人员把法理当作盾牌、把官僚程序当作墙壁，用自己的生命扛住了长达八年时间的那种“软抵抗”；日军自身所打的殖民方面的算盘、伪满洲国存在的政治方面的顾虑以及国际舆论所带来的压力，构成了一道道没有具体形态的枷锁。
要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话，那座有着六百年历史的皇城就极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侵略者所具有的本性从来都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是抵抗者所拥有的智慧和勇气。紫禁城能够完整地留存到现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日军表现出了仁慈，而是一个民族在处于至暗时刻的情况下，凭借着先见、坚韧以及牺牲才换来的幸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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