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年春，辽东城外，47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站在阵前，亲自指挥士卒填壕攻城。皇帝把土袋放上战马，和普通士兵一起向前推进。此时的唐军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却仍未打开通往高句丽腹地的道路。
这场远征，不能简单看成一次“打了败仗”。唐军先后攻下数座城池，重创高句丽援军，战场上占据明显优势；但安市城始终没有被攻破，严寒、粮道和兵力问题逐渐显现，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回辽东。胜在局部，败在战略目标没有实现。
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642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国王高建武，又诛杀大批朝臣，拥立高藏为王，自己掌握军政大权。高句丽内部由此进入强人统治时期，朝廷表面仍有国王，实际权力却集中在泉盖苏文手中。
唐太宗并非一开始就打算动用大军。高句丽政变后，唐朝曾试图调停，希望双方停止冲突。泉盖苏文不仅没有接受，还继续对新罗施加军事压力，阻断其与唐朝之间的联系。对李世民而言，这已经不只是邻国政变，而是辽东秩序被直接挑战。
李世民曾对群臣说：“盖苏文弑君虐民，又侵暴邻国，不可不讨。”这句话背后，既有维护宗主秩序的考虑，也有现实的军事判断。高句丽若控制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唐朝在东北方向的压力便会持续增加。
645年，唐军正式出兵。李世民没有一开始就把全部兵力压上去，而是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李世勣率军从辽东道推进，张亮统领水军由海路进击，契丹、靺鞨等部也配合行动。这样的部署，目的在于分散高句丽防线，使其难以集中兵力。
战事初期确实顺利。唐军先后攻取盖牟城、卑沙城等地，随后兵锋逼近辽东城。辽东城防守坚固，城外又有壕沟和障碍。为了尽快突破，唐军昼夜攻打，李世民甚至亲自参与填壕。帝王亲临险地，对军心有直接作用，但也说明这支远征军已经进入高强度消耗阶段。
辽东城鏖战多日后失守，高句丽军民损失惨重。唐军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却没有因此获得决定性突破。高句丽城池大多依托山地和险要地形修筑，一城失守，并不意味着整个防线崩溃。唐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留下兵力守城、押送俘虏和维持粮道。
白岩城之战更能看出双方的特点。高句丽援军赶来救援，唐将契苾何力率少量骑兵迎击，负伤后仍坚持作战。战斗十分激烈，唐军虽然击退援军，却没有立刻解决城池问题。李世民一度许诺，攻下城池后重赏将士。
城中守将准备投降时，李世勣提醒道：“将士浴血攻城，不能让他们的功劳落空。”李世民随即改变处理方式，接受投降，同时改用府库财物赏赐有功者。这个细节很有分量，说明唐太宗并非只会凭勇气推进，也在不断处理军心、民心与战场纪律之间的矛盾。
真正的难题，出现在安市城。安市是高句丽东北部的重要据点，也是平壤方向的屏障。高句丽方面调集大军救援，唐军在城外与援军交战，依靠李世勣正面牵制、长孙无忌侧后突击，击败了来援部队。
但援军败退，并没有让安市城投降。城中守军依靠坚固城防顽强抵抗，唐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此时唐军已经深入高句丽境内，兵力有限，补给线却越拉越长。若绕过安市城继续南下，后方可能被切断；若留下强攻，又会把时间耗在一座坚城之下。
李世民最终选择继续围攻。这个决定看似稳妥，实际也把唐军拖进了消耗战。安市城久攻不下，天气逐渐转冷，草料减少，粮运困难接踵而来。高句丽军队熟悉当地地形，能够依托城池反复坚守；唐军虽然野战能力占优，却无法迅速把优势转化为战略胜势。
到了秋季，唐太宗不得不下令撤军。撤退途中，唐军还要拆除攻城设施、转运伤员，并防备高句丽追击。此次远征，唐军攻占辽东、盖牟、白岩等城，歼灭和俘获大量高句丽军民，自身损失相对较小，绝非一场彻底溃败。
然而，战争的目标是迫使高句丽屈服、打通通往平壤的道路，这一目标并未完成。李世民一生善于抓住战机，也敢于亲临前线，但安市城让他遇到了最难处理的局面：敌人没有在野战中决胜，却用坚城、地形和时间消耗了唐军。
此后，唐朝仍对高句丽保持军事压力。直到668年，唐高宗时期唐军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辽东战局才真正结束。645年的撤军，因此成为李世民军事生涯中极少见的战略受挫：战术上屡有胜绩，远征却没有达到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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