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结束后，陈赓回到家中。几个孩子围上来，追问父亲得了什么军衔。陈赓故意板起脸，答道：“芝麻酱。”孩子们信以为真，后来逢人便说父亲是“芝麻酱将军”，把身边的老同志逗得哈哈大笑。

这句玩笑，颇能说明陈赓的性格。他是战场上的指挥员，也是家里的“开心果”。不过，幽默并不代表放任。对孩子，他疼爱有加，却从不允许他们把将帅子弟当成特殊身份，更不准在生活和学习上搞特殊化。

陈赓对孩子的那份心软，与长征中的一段经历有关。1935年8月下旬，红军进入草地，他因腿伤掉队，只能骑着一匹瘦马艰难前行。路旁，一个浑身泥水的小红军引起了他的注意。

陈赓招呼孩子上马，孩子却看了看他的伤腿，装作轻松地说自己还能走，甚至摆出要和马赛跑的样子。陈赓连忙按住他的肩膀：“不能跑，不能跑。”孩子不肯上马，只说要等同伴，还拍了拍自己的干粮袋，表示里面还有吃的。

走出一段后，陈赓越想越不踏实，立刻调转马头。回去一看，孩子已经倒在路边。打开干粮袋，里面没有粮食，只有一根牛膝骨和一些杂草、野菜。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了不拖累别人，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话。

这件事给陈赓留下了极深的刺激。后来只要听见孩子哭闹，他往往很难真正置之不理。1947年12月，陈赓部队攻占豫中驻马店，接收了一个由六十多名学艺儿童组成的豫剧科班。他没有把孩子们当作普通慰问队伍，而是认真考虑他们的生活和前途。

演出结束后，陈赓来到孩子们中间，鼓励他们把戏唱好，将来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首长演出，也要唱到毛泽东和朱德面前。随后，他交代部队负责同志，不能只让孩子登台，还要安排文化学习，改善衣食，把他们培养成有纪律、有文化的娃娃剧团。

他常对孩子们说，前方战士用枪炮作战，剧团则用演出鼓舞士气，同样是在完成任务。有一次，孩子们舍不得离开他，陈赓却解释道：“你们要到打得好的部队去演出，这是去还愿。”孩子们听懂了，从被照顾者慢慢变成了有责任的人。

对自己的子女，陈赓也是这个尺度。新中国成立后，他家中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照料过烈士、老战友的孩子。唯一的女儿陈知进出生时，他逢人便说自己终于有了女儿。有人笑孩子脸上长红疙瘩，说她难看，陈赓马上不高兴：“谁敢再说我女儿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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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爱归疼爱，原则不能让。女儿上学时，他不许使用自己的专车接送，后来和朱德、刘少奇两家合租三轮车，改作儿童车，几家孩子共同乘坐。衣服要朴素，饭菜不能浪费，旧衣服改了再穿，大孩子穿过交给小孩子。这样的规定，陈赓自己也照做。

学习方面，他要求孩子认真写作业，发现错别字就查字典，字迹潦草便重写。侄子曾把成绩单上的“2分”改成“4分”，被他发现后严厉批评。孩子们在旁边看得清楚：可以成绩不好，不能弄虚作假。

有意思的是，陈赓的严肃常被自己的儿子用玩笑化解。陈知建小时候淘气，惹得父亲发火，陈赓骂了一句：“你这个王八蛋！”儿子不但不害怕，反而嬉皮笑脸地回答：“骂得好，我就是个王八蛋。”

陈赓听完觉得不对，追问：“好什么？”儿子却不说话。片刻之后，陈赓明白过来，忍不住大笑。他还讲起一位朋友家的趣事：那家孩子被骂“孬种”，竟回答“我那个种就孬”。陈赓摇头说：“看来以后不能随便骂你们了。”

这种家庭玩笑背后，是陈赓对子女分寸感的要求。国家刚刚开始建设，物资并不宽裕，他患病后虽享有相应的医疗保障，孩子们的生活标准仍按普通家庭执行。寄宿的孩子不能随意回家，走读的孩子也不另开小灶，亲友来京，多数乘公交或住招待所。

陈知建后来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军人。陈知进记得，父亲留下的并不只是几句训斥，还有针线包、补丁衣服和一封封要求他们严格自律的书信。1961年寒假，一家人在上海期间，陈赓仍要求降低伙食标准，和家人一起吃野菜。

战争留下的心脏病没有放过他。生命最后阶段，陈赓开始撰写回忆录，常常写到深夜。妻子劝他休息，他仍说：“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这位大将军在家中会骂孩子、逗孩子，也会亲自检查作业；他的亲切和严格，从来不是两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