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45岁大姐把36岁小伙的东西清出了门
那天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像哭哑了嗓子。我把李浩最后那件深蓝色冲锋衣从衣柜深处拽出来时,手指抖得厉害。衣服兜里还掉出半包没抽完的红塔山,烟盒已经被压得变了形,像个垂头丧气的人。
三个月了。整整三个月,我没睡过一个整觉。每天晚上闭眼,脑子里就像放电影,全是李浩的影子——他在厨房给我煮小米粥的背影,他蹲在阳台修漏水龙头的侧脸,他躺在沙发上打呼噜时微微张开的嘴。然后天就亮了。枕头湿了一大片,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我叫王芳,今年四十五岁,在一家私立医院做护士长。离了婚,有个儿子在省城读大学,平时不怎么回来。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女人,日子过得去就行,不该再折腾什么感情。可偏偏去年冬天,我遇见了李浩。
说来也巧,那天医院来了个急诊,是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小腿骨折。送他来的是工地上的几个工友,其中一个就是李浩。三十六岁,看着比实际年龄老成,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但眼睛很亮,说话时总带着笑。他守在工友床边整整一天一夜,帮着翻身、打饭、跑腿,比家属还上心。我查房时多看了他两眼,他就冲我笑,露出一口白牙,说:“王护士长,您辛苦了。”
那之后,李浩经常来医院。起初说是看工友,后来工友出院了,他还来。有时带一兜子橘子,有时是两杯热豆浆,站在护士站外面,也不多话,就是笑呵呵地看着我。同事们打趣说:“王姐,这小伙子对你上心呢。”我骂她们胡说八道,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软软的,酸酸的。
我们真正好上,是今年开春。那天我值夜班,凌晨两点多,急性阑尾炎的病人突然大出血,抢救了三个小时,总算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下夜班时我腿都是软的,走出医院大门,看见李浩蹲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个保温桶。看见我出来,他赶紧站起来,腿都麻了,趔趄了一下。
“熬了鸡汤,您趁热喝。”他说,“我寻思您这一宿够呛。”
那天早上特别冷,春风里还带着冬天的尾巴。我捧着滚烫的保温桶,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李浩慌了,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粗糙的手指蹭得我脸疼。可我没躲。四十五岁的女人了,多少年没人这么等着我,给我送一口热乎的。
后来他就搬进了我的房子。两室一厅,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但收拾得还算利索。李浩话不多,干活却麻利。我厨房那个滴滴答答漏水的水龙头,他十分钟就修好了,还顺手把下水道也通了通。阳台上那几盆快死的绿萝,他换了土,没过几天就支棱起叶子,绿得发亮。他做饭也好吃,不像我,一个人凑合惯了,不是煮面条就是叫外卖。李浩会做红烧排骨,糖色的,甜甜咸咸,我一次能吃两碗米饭。
那段日子,我好像又活过来了。白天上班精神头足,走路都带风,小护士们说我脸色红润,看着年轻了五岁。晚上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李浩有时会从背后搂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闷声闷气地问:“今天累不累?”我嘴上说“去去去,一身汗”,心里却甜得发腻。
可日子这东西,经不起细看。
先是睡觉的事。李浩年轻,火力壮,晚上睡觉跟个火炉子似的,还爱打呼噜。我本来睡眠就浅,更年期以后更是折腾,潮热上来的时候,半夜能把被子蹬到地上。他那呼噜声跟打雷似的,一声接一声,我推他一把,他翻个身安静两分钟,接着又响起来。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路灯的光,看着看着天就亮了。天亮了我又舍不得叫他,看他睡得那么香,蜷着身子,像个大孩子,我就心软。可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头昏脑涨,给病人扎针都差点扎歪。
我跟他说过几次,让他侧着睡,或者去医院看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他嘴上答应,转过身就忘了。有回我半夜实在受不了,抱着枕头去客厅沙发,他醒了,光着脚追出来,一脸委屈:“姐,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我看着他赤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心里那点火气“噗”一下就灭了。我哪是嫌弃他,我是快被熬干了。
再后来,小事慢慢变成了刺。我不爱闻烟味,他答应我戒烟,可偷偷在楼道里抽,回来身上一股子焦油味。我让他换下来的衣服别乱扔,他总记不住,袜子塞在沙发缝里,裤衩搭在椅背上。还有他那些工友,隔三差五叫出去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一身酒气往床上一倒,推都推不醒。
有次我值了一天一夜的班,回到家累得眼睛都睁不开,想好好睡一觉。结果他那几个工友在客厅抽烟聊天,声音大得能把楼板掀了。我忍了半天,出去倒了杯水,脸色可能不太好。李浩当时没说什么,等工友走了,他沉着脸说:“姐,你是不是看不上我这些朋友?”
我说:“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累。”
他抿着嘴不说话,半天憋出一句:“我知道,你嫌我没本事。”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我没嫌过他,真没有。他一个月挣五六千,在工地上风吹日晒,那钱来得不容易。我自己有工资,儿子也大了,不指着他养。我要的不过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可为什么过起日子来,就这么拧巴呢?
真正的爆发是在上个月。我儿子放暑假回来,一进门看见家里多了个男人,脸就拉下来了。李浩忙前忙后做饭,儿子筷子一撂,说了句“我出去吃”,就走了。那天晚上李浩喝了不少酒,喝完了红着眼圈问我:“你儿子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妈?”
我还没张嘴,他又说:“我比他也就大十来岁,我要是他,我也别扭。可王芳,我是真心对你的。”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特别累。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我们中间隔着的东西太多了。年龄、圈子、生活习惯,还有别人看我们的眼神。我四十五了,经不起折腾了,可跟他在一起这三个月,我没睡过一个整觉,心里整天七上八下,又甜又苦,跟坐过山车似的。这日子太熬人了。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背对背睡觉。他没打呼噜,我知道他也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咸菜,都是他爱吃的。他坐在桌子对面,低着头喝粥,喝得鼻尖冒汗。我看着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他在医院走廊里冲我笑的样子。那时候他多精神啊,眼睛里都是光。可这三个月,他好像也老了,眼角的褶子深了,鬓角有了白头发。
我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掌心的茧子磨得我手心疼。
“李浩,”我说,“咱们算了吧。”
他猛地抬头,粥碗“咣当”一声磕在桌上,小米粥溅出来,烫红了他的手背。
“为什么?”他声音哑了,“我做错什么了?你说,我改还不行吗?”
我摇头,眼泪往肚子里咽。他没错,我也没错。只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硬往一块凑合,谁都难受。他三十六,正是好时候,该找个跟他一样年轻热闹的姑娘,生个孩子,过红红火火的日子。不是跟着我,在这个老房子里,半夜连觉都睡不踏实。
“你走吧,”我说,“东西我回头给你收拾好,你来拿也行,我寄给你也行。”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眼眶红红的,最后什么都没说,站起来走了。门关上的时候,轻轻的,“咔哒”一声,可那声音在我耳朵里响了三天三夜。
他走了以后,家里空得吓人。水龙头又开始漏水,滴滴答答的,像在数日子。那几盆绿萝又蔫了,叶子黄了一半。厨房里再没有红烧排骨的香味,只剩下我煮面条的寡淡。
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不是因为他打呼噜了,是因为他不在。床太大,被子太冷,翻身的时候旁边空荡荡的,伸手一摸,什么也没有。我抱着他的枕头,上面还有他的味道,淡淡的汗味和烟草味,闻着闻着眼泪就把枕头浸透了。
白天上班,我像丢了魂。给病人量血压,连着量了三次都记不住数。配药的时候差点把葡萄糖和盐水弄混,被护士长训了一顿。回到家,看着满屋子他的痕迹——阳台上他晾衣服用的不锈钢撑杆,卫生间里他的剃须刀,鞋柜里他那双四十三码的运动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
我知道自己把他赶走了,可心里那根弦就是松不下来。想给他打电话,号码拨了一半又挂断。说什么呢?说我想他了?可明明是我让他走的。说让他回来?可回来之后呢?还是睡不着的夜,还是过不到一块的日子。
就这么熬了半个月,我瘦了八斤。有天晚上值夜班,凌晨三点,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坐在护士站发呆,忽然听见外面有动静。出去一看,李浩蹲在门口台阶上,跟前些天那个晚上一样,怀里抱着个保温桶。
看见我,他站起来,腿又麻了,扶着墙才稳住。
“我熬了银耳莲子汤,”他说,声音里带着小心,“听说安神,你试试。”
我看着他那张晒得更黑的脸,看着他手里那个眼熟的保温桶,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我走过去,没接保温桶,而是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瘦了,下巴尖了,胡茬扎手。
“你怎么来了?”我问,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我睡不着,姐。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你。我知道我毛病多,打呼噜、抽烟、喝酒、不讲卫生,我都改。我去医院看打呼噜了,医生说能治,让我减肥,侧着睡。烟我也戒了,真的,你看——”他从兜里掏出一盒没拆封的戒烟糖,“工友叫我喝酒我也不去了,我一下班就回家,可回家没有你,那算什么家?”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亮晶晶的,像里头泡着水。
“姐,咱俩年龄是差了点,可过日子不是比谁岁数大,是比谁心里有谁。我心里全是你,你心里也有我,这不就够了吗?睡觉打呼噜我治,生活习惯不好我改,你儿子不待见我,我慢慢处,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我就不信捂不热他的心。”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你别赶我走了,行吗?我这辈子没求过谁,今天我求你了。”
那天晚上,我把他带回了家。保温桶里的银耳莲子汤还温着,我俩一人一碗,坐在饭桌前喝。他没再提那些保证的话,我也没再提那些糟心事。喝完了汤,他去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他。水龙头还在漏,滴滴答答的,可听起来不像数日子了,像在敲鼓,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
李浩洗完碗回过头,看见我靠着门框看他,笑了。“看啥呢?”
“看你。”我说。
他走过来,伸手把我搂进怀里。我贴着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咚咚咚”的,又稳又踏实。
那天晚上,我睡了个整觉。他侧着身子睡,呼噜声小了很多。半夜我潮热上来,踢了被子,他迷迷糊糊地又给我盖好,手搭在我腰上,没醒。我借着窗帘缝里的光看他,看他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翘着,好像在笑。
三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的晚上,我在他怀里睡沉了。梦里没有电影,只有一片暖洋洋的光,像春天早上的太阳。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已经去上班了。桌上留着小米粥和一张字条:“粥在锅里,咸菜在冰箱。今天去医院拿睡眠检测的报告,晚上早点回来。李浩。”
我拿着字条看了好几遍,折好,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里有他留下的那半包红塔山,我拿起来闻了闻,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阳台上的绿萝,我又浇了水。仔细看,枯黄的叶子底下,冒出了新的绿芽,嫩生生的,顶着光。
我拿起手机,给儿子发了条信息:“周末回来吃饭吧,妈给你介绍个人。”
发完了,我站在阳台上往外看。六月的天,蓝得透亮,远处工地的塔吊慢悠悠地转着。我知道李浩就在那儿,戴着安全帽,晒得黝黑,干着最糙的活,却有着最软的心。
水龙头还在漏,我找了块抹布先缠上,等他回来修。过日子嘛,不就是这里漏了补补,那里坏了修修。漏着漏着,修着修着,一辈子就过去了。
重要的是,漏的时候有人递块抹布,修的时候有人搭把手。三个月没睡过整觉,往后,我想我能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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