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四川大渡河畔，红一军团官兵面对的是一条急流、一座险桥，以及桥头严阵以待的川军。此时，红军没有多少重武器，渡船也难以迅速展开，能不能抢在敌人合围前渡河，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的生死。
在这类最要紧的关头，红一军团往往被安排在队伍前面。它既是突击力量，也是探路部队。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构成了这支部队的核心指挥层，而真正把命令变成战果的，是一批敢打硬仗的基层将领。
杨得志、王开湘、陈正湘，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员猛将。民间称他们为“红军三虎”，并非只因为个人勇猛，更因为他们都善于在混乱、险恶、信息不足的战场上抓住机会，带着部队撕开缺口。
杨得志的长处，不只是敢冲。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长期在红一军团所属部队担任重要指挥职务，参加了突破湘江封锁、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等作战。每逢部队需要抢占渡口、突破隘口，他常常把指挥位置放在最接近战斗的地方。
金沙江一带山高水急，敌军判断红军会沿大道突围，于是提前布置兵力。红军却以迅速机动打乱部署，抢占皎平渡等渡口。杨得志等部队承担的，正是压制追兵、掩护主力渡江的任务。江水一旦封锁，数万人的转移便会变成灾难。
有战士问：“敌人已经追上来了，还能过江吗？”杨得志回答：“先把渡口守住，部队就有路。”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很符合当时红军指挥员的作战逻辑：不空谈突围，先争取一个能够落脚的支点。
王开湘的名字，常被一些文章误写成“黄开湘”。从史实看，他应为王开湘，江西弋阳人，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团长，杨成武担任政委。两人一正一副，配合紧密，红四团也因此成为长征途中屡担重任的部队。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向泸定桥发起攻击。桥面木板大多被敌军拆去，只剩下晃动的铁索，桥下是奔腾的大渡河。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沿铁索向前爬行，后续部队紧跟推进。王开湘和杨成武负责组织指挥，关键在于把突击、火力和后续冲锋连成一体。
泸定桥一战，不是单靠个人胆量完成的。敌军据守桥头，红军还要防止两岸夹击，任何一个环节迟疑，都可能让突击队暴露在火力之下。红四团最终夺取桥头，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
几个月后，红四团又参加腊子口战斗。这里山势狭窄，关隘险要，敌军凭借地形构筑工事，正面强攻极为困难。红军采取正面牵制与迂回袭击相结合的办法，经过激战突破关口。能连续承担泸定桥、腊子口这样的任务，足见王开湘和杨成武所部的战斗力。
遗憾的是，王开湘没有走到陕北。1935年长征途中，他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多岁。战事紧张，部队行军匆忙，无法举行隆重仪式，只能在简陋墓地留下姓名。对一名在关键战斗中立下战功的团长而言，这种结局格外令人惋惜。
陈正湘的作战风格，则更偏向稳健果断。他是湖南新化人，参加过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和长征，在红一军团所属部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与只强调“猛打猛冲”不同，陈正湘重视侦察、部署和部队协同，能够在复杂局面中维持战斗秩序。
长征中，红军经常面对这样的难题：前方是敌军，侧翼是险山，后面还有追兵，部队又经过连续行军，人员和弹药都十分紧张。指挥员若只凭勇气，很容易把部队带进死地。陈正湘的价值，恰恰在于敢于承担硬仗，也懂得什么时候集中兵力、什么时候迅速转移。
“三虎”并不是正式军队编制，也不是授予他们的统一军衔，而是战友和后人对这批红军将领的形象称呼。杨得志后来成为八路军主力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重要兵团指挥员；抗美援朝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参与第五次战役等作战，1954年接任邓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5年，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9年，他参与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1980年起主持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多年。陈正湘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继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长征的险，不只在雪山草地，也在每一次必须立即作出判断的战斗中。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并不是传奇小说里的夸张说法，而是无数次抢渡、突击、掩护和撤离叠加出来的结果。红军三虎的名字，正留在那些最危险、也最不能退让的关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