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22日夜，朝鲜碧潼郡一带，一支由美军空投的情报小组刚落地不久，便被当地内务人员捕获。带头的人叫李大安，曾是巨济岛战俘营里的“俘虏官”。他原以为替美国人卖命能够换来富贵，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押解、审讯和漫长的罪证核查。
战俘营不是普通监狱。朝鲜战争期间，大批中朝军人被关押在釜山、巨济岛和济州岛等地。美军为减少看守力量，曾利用部分战俘管理战俘，并默许、纵容其中一些人组织暴力队伍。于是，铁丝网之内又出现了另一层压迫：同胞看守同胞，叛徒借敌人的枪棒欺压不肯屈服的人。
李大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被推到前台的。
根据他后来在北京第一监狱的供述，李大安出生于辽宁安东，少年时期曾在伪满学校读书，十五岁因与校长冲突辍学。此后，他做过汽车运输助手、工厂警备人员，也曾混入地方民警队。1947年安东解放后，他因盗窃自行车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这些经历不能替他开脱，却能看出此人长期形成的粗暴性格。真正决定其命运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了什么。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大安进入东北军区运输系统，随部队赴朝。一次运送伤员的任务中，他趁夜脱离队伍，凭借美军散发的传单投敌。到了釜山战俘收容所，他很快向美军供出共产党员和战俘中的骨干，还主动与唐巨升等人勾连。
美军看中的，正是他的凶狠。
李大安被任命为警备队长，手里常带木棒和刺刀。他以执行命令为名，对拒绝服从的志愿军战俘施暴。后来材料记载，被他殴打者数量众多，许多人留下终身伤残。那些不愿刺字、不肯写血书、暗中组织“回国小组”的战俘，往往成为重点迫害对象。
有一次，志愿军营长杜资明在营内组织战斗小组，试图把战俘团结起来。李大安得知后，带人将他吊起，专门击打关节。杜资明被打得遍体鳞伤，仍没有屈服。类似的斗争，在巨济岛第七十二联队反复发生。
这里被美军包装成“模范战俘营”，实际却充满暴力。1951年9月至10月，张达、丁先文等人组织敌后斗争小组，因为遭到告密而被捕。面对毒打，张达仍表明立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后来他宁愿装疯，也不肯回到由叛徒控制的联队。
更恶劣的，是强迫刺字和按血手印。
1951年夏，台湾特务和美军操纵战俘进行所谓宣誓活动，要求在手指上扎针，再把血印盖在纸上。许多战俘拒绝配合，李大安便带人夜间闯入营房，强行按住他们的手。有人被打昏后，醒来才发现手指上沾满鲜血。
刺字行动同样如此。1951年8月3日，李大安先在自己左臂刺上“反共抗俄”等字样，随后逼迫其他战俘照做。利诱无效，便改用饥饿、殴打和疲劳审讯。有人刚刚昏厥，便被按住身体刺字；有人醒来后用刀片一点点刮去皮肉，只为抹掉那种强加的侮辱。
据相关材料，1952年3月，七十二联队约八千名志愿军战俘中，有相当多人被迫刺字。刺字不再局限于手臂，甚至出现侮辱性图案。两名战俘曾因拒绝服从而被打死，事件显示出暴力已经远远超出所谓“管理”范围。
1952年4月7日，川大学生、志愿军英语教员林学逋在战俘营遭到杀害。供述材料还涉及杨文华等人的死亡，以及用刺刀伤害、剜取心脏等极端暴行。李大安后来面对审讯，承认了相关罪行。那些行为，并非战场上的交锋，而是对失去武器、被铁丝网困住的同胞施加残害。
战争进入后期，美军又把这些俘虏官当作情报工具。1952年11月底，李大安被送往仙甲岛接受特训，随后组建所谓“特别情报组”，准备潜入朝鲜北部并向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情报。可这场行动开始不久便告失败，他被捕后交给中国志愿军。
1958年6月15日，案件材料基本完成。检察机关认定，李大安涉及投敌叛国、屠杀被俘人员、充当美军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6月21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此案；6月24日，法院判处死刑。李大安不服，提出上诉，但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复核后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7月7日，董必武签发执行死刑命令。1958年7月10日16时30分，李大安在北京郊外被执行枪决。一个曾经躲在铁丝网后挥舞木棒、替敌人迫害同胞的人，最终以叛国和杀人罪名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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