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已过花甲之年的郭汝瑰带着一份尚未成形的计划，走进了张震的办公室。他想谈的不是个人待遇，也不是旧日功名，而是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军事史著作。
郭汝瑰开口后，先介绍了写作设想，又提到《中国军事史》编写经费还有少量结余。说到后面，他准备说明，如果资金不够，自己可以设法联系捐助。张震听到这里，直接打断了他：“别说了，我支持你。”随后又明确表示，经费问题由有关方面解决，不需要郭汝瑰个人奔走。
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分量并不轻。郭汝瑰要整理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部署、战场得失和战略变化。相关材料数量庞大，涉及面广，若没有稳定的经费和组织支持，很难持续推进。
有意思的是，提出这项工作的郭汝瑰，早年却曾长期站在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位置。他不是旁观者，而是许多重大作战计划的参与者，甚至掌握过国防部作战系统的重要文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汝瑰在第十八军任职，曾参与淞沪会战。战事最紧张时，他代理旅长，率部在南、北塘口一带坚持作战。连续数日的战斗，使陈诚看到了他的指挥能力，后来将他调入第五十四军担任参谋长。
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曾考虑依托武汉外围工事固守城市。郭汝瑰根据南京保卫战的教训，认为把主力全部压在城内并不妥当，应该利用外围山地和交通要点，尽量把战场推向外线。这个意见得到采纳后，武汉地区的防御部署随之调整。
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不只体现在地图上的判断。1942年长沙会战中，郭汝瑰继续担任重要指挥和参谋工作。1943年鄂西会战前后，他参与制定的作战方案，也对迟滞日军进攻起到作用。凭借这些经历，他逐渐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中枢。
但在另一条隐秘战线上，郭汝瑰早已作出了选择。黄埔军校时期，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对国民党统治的走向产生了根本性怀疑。1928年5月8日，经同学袁镜铭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郭汝瑰奉命在湖北花园、广水一带活动，并与红军游击力量取得联系。袁镜铭被捕牺牲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赴日本学习军事，抗战开始前回国，重新进入国民党军队。这个身份变化，也让他此后的选择更加危险。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重新联系到党组织。董必武与他见面时，他曾提出前往延安、恢复组织关系的想法。董必武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劝他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继续工作：“你现在的位置，有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郭汝瑰听后接受了安排。
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能够接触国军作战序列、兵力部署和调动计划。许多重要情报由此传出，为人民解放军判断敌情、调整部署提供了帮助。淮海战役前后，国民党内部多次怀疑出现泄密，但始终没有抓住真正的线索。
郭汝瑰很清楚，越是身居要职，越不能表现得过于干净。他在国民党内部故意与刘斐制造矛盾，甚至互相指责。两人实际上都是秘密党员，却彼此不知道真实身份。由于这种公开的冲突，反而让蒋介石相信他们只是派系争斗中的对手。
1949年，郭汝瑰率部起义。蒋介石撤往台湾后，才知道这个长期受到信任的高级军官与共产党有联系，曾大骂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而郭汝瑰的组织关系，直到1980年经中央组织部重新审查后才得到恢复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川南行署和交通部门任职，后来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与许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将领不同，郭汝瑰把大量精力放在军事教育和史料整理上。叶剑英提出研究中国历代军事问题后，他参与相关编写工作，后来又加入《中国军事史》写作班子。
《中国军事史》历经多年整理，于1991年出版。郭汝瑰并未因此停笔，他认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仍有大量材料需要系统梳理，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战役过程和失败原因，不能只靠回忆录零散呈现。
1990年那次进京，正是这项工作的关键转折。张震的支持，使写作从个人设想变成了有组织的军事史研究项目。之后，相关方面协调经费，写作人员开始搜集档案、核对战报，并对不同来源的材料反复辨析。
1996年，郭汝瑰完成前六章后被诊断为脑血栓，时年88岁。病情恢复后，他仍惦记着书稿。遗憾的是，1997年10月，他因车祸去世，享年90岁。当时这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著作已接近完成，却没能等到正式印刷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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