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赶到司令部时，彭德怀已经在等他。平日里，彭德怀常叫他“洪大个儿”“洪大麻子”，这一天却郑重地称他为“学智同志”。称呼一变，气氛也随之不同。
彭德怀回国，并不是离开战场休养，而是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兼任的事务太多，中央需要彭德怀回去分担军队方面的工作。志愿军司令员一职，则由陈赓代理。
彭德怀握着洪学智的手，交代得很直接：“我回国以后，志愿军的事情由陈赓同志负责，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
陈赓在旁边接话，说自己入朝较晚，资格未必比洪学智老。几句玩笑，让临别的沉重稍稍缓和。洪学智当即表态，会配合陈赓，把前线和后方的工作衔接好。
但彭德怀没有马上离开。他看着洪学智，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说。洪学智想了想，终于提起一件被压在心里很久的事：“彭总，您以前答应过我的话，可不能忘。”
这句话，和战场上的请示报告不同，却比一般工作安排更让洪学智在意。
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最棘手的并不只是火力差距，还有后勤线随时可能被切断。美军掌握制空权，铁路、桥梁、车站、汽车和仓库，都成了轰炸目标。前方打得越激烈，粮食、弹药、药品消耗越快，后方承受的压力也越大。
第五次战役期间，三登转运点被炸，就是一次沉重教训。1951年2月至4月，那里集中卸运了大量军需物资。敌机发现目标后连续轰炸，原有库存几乎损失殆尽。物资堆在那里运不走，实际上就等于把目标摆在敌机面前。
洪学智主管后勤，当然清楚问题不全在运输人员。车辆不足，通信不畅，防空力量薄弱，兵站之间距离过远，都会让一批物资在途中变成损失。他没有只讲困难，而是写下《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要求分散储存、多线运输，加强沿线防护，尽量把损失降下来。
这份材料送到彭德怀手中后，得到了重视。彭德怀逐渐认识到，洪学智不仅能带兵打仗，也能从混乱的运输线中看出整个战争的症结。朝鲜战场不是单纯的阵地较量，后方同样处在炮火之下。
1951年4月下旬，彭德怀让洪学智立即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前线供应情况，并提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连夜赶路，抵达北京时，军装上还沾着泥水。
周恩来详细询问前线情况。洪学智说，敌机数量不断增加，运输线遭到反复轰炸，前方兵站与后方兵站有时联系不上，许多物资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已经损失在路上。为了保证作战，战士们出发时不仅要装满车辆，还要尽可能多带粮食和弹药。
周恩来听完后，感慨地说：“战士们辛苦了。”
洪学智回答，困难再大也得想办法解决，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敌人的空袭。他提出，后勤工作需要通信、铁道、工兵、防空等力量共同参与，必须有一个统一机构协调指挥。否则，铁路归铁路，运输归运输，防空归防空，出了问题互相等，前线就难以得到稳定保障。
周恩来认可了这一思路。随后，中央军委派有关人员赴朝了解情况，彭德怀再次强调，粮食和弹药供应不上，其他部署就很难展开。经过研究，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1951年5月14日晚，志愿军党委讨论负责人选。彭德怀认为，后勤司令部需要由一名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任，实际人选几乎已经明确。洪学智却沉默了很久。他过去更熟悉军事指挥，对后勤并非没有信心，而是知道这项工作太难，出了差错，影响的是全军作战。
会议上，洪学智提出自己不愿兼任。彭德怀反问：“你不干，谁干？”
洪学智只好提出两个条件：工作做不好，组织应当及时撤换；抗美援朝结束后，希望回到军事岗位，不再长期负责后勤。彭德怀当场答应了。这个约定，后来就成了洪学智念念不忘的“诺言”。
担任后方勤务司令员后，洪学智把后勤线当成一场必须取胜的战争。他推动运输线路分散，改进隐蔽和伪装，组织抢修铁路桥梁，增设防空哨和高射炮阵地，也要求各部队减少物资集中存放。许多办法并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前线能不能继续作战。
到了1952年，彭德怀准备回国。临别之际，洪学智旧事重提，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初关于“抗美援朝结束后不再搞后勤”的约定。彭德怀先故意板起脸，说共产党员接受组织安排，不能讲条件。
洪学智急了：“您当时可是答应过的。”
彭德怀这才笑起来，说形势变化，原先的安排也可以调整。随后他半开玩笑地表示，倘若回国后担任更重要的军队职务，洪学智恐怕还得继续负责后勤。旁边的人都笑了，洪学智却只能摇头。
一句玩笑，背后却是一个事实：在现代战争中，后勤早已不是简单的运粮送弹。它连接着铁路、通信、防空、工业和组织指挥，前线每一次推进，都离不开后方在炮火中的持续支撑。洪学智原本想回到熟悉的军事岗位，结果这项工作，反而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极具分量的一段经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