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西南军区驻地，张祖谅得知60军即将入朝，第一反应不是治病，而是收拾行装。此时的他兼任川西军区司令员，胃病已经缠身，手里的剿匪和地方建设任务也没有完成。可在这位老战将看来，60军要上战场，自己这个原军长不能置身事外。
贺龙却没有同意。
张祖谅提出随部队出发，贺龙只回了两个字：“不行。”
张祖谅不服，解释说：“60军的入朝命令已经下来了，我也作了准备。”
贺龙把文件往桌上一放，语气顿时严厉起来：“你是觉得我手下不缺人？西南的剿匪工作不重要吗？”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张祖谅不是没有带兵打仗的资格，而是西南军区当时同样离不开他。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西康一带情况复杂，土匪活动并未完全平息，地方政权、交通运输和社会秩序都需要军事干部坐镇。更何况，张祖谅的身体状况早已不是秘密。
张祖谅长期患有胃病。战争年代条件艰苦，行军打仗时能吃上一口热饭都不容易，哪里谈得上系统治疗。建国后，他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重，工作反而更加紧张。妻子王华曾劝他休息，他总是答应得痛快，真正执行起来却又投入到新的事务中。
孩子年纪尚小时，常问母亲：“爸爸怎么总是不在家？”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却让王华难以回答。张祖谅不是不想陪伴家人，而是手头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地方剿匪、部队整训、干部管理，都需要他亲自过问。胃痛发作时，他常常靠忍耐应付过去，久而久之，小病拖成了大患。
60军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后，部队开始进行入朝准备。这个兵团由12军、15军和60军组成，指挥机关以原二野四兵团班底为主，部队来源并不单一。不同系统的部队临时合编，意味着指挥协同、后勤保障和作战准备都要重新磨合。
当时，许多人对战争的艰苦程度估计不足。部队入朝后，很快投入大规模作战，留给整训和熟悉敌情的时间十分有限。1951年春，第五次战役打响，战线推进迅速，随后又遭遇敌军反击。志愿军在后撤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60军所属第180师陷入困境，部队损失严重。
张祖谅人在国内，听到消息后受到很大震动。180师并非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它有着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传统，也有不少熟悉的老部下。作为60军原军长，他无法把这场失利只看作别人的责任。部队没有打好，战场指挥、敌情判断、协同配合等方面都需要认真检讨，但个人的愧疚同样压在他心头。
有意思的是，张祖谅真正要求入朝，反而是在身体更加恶化之后。1952年7月，他随西南军区参观团进入朝鲜，见到陈赓、王近山，并接到了有关180师损失的通报。多年战场生涯养成的坚毅，在那一刻也难以维持平静。
他向陈赓表达了重新率领60军作战的愿望，意思很明确：不能让这支部队一直背着失利的包袱。陈赓、王近山既理解他的心情，也担心他的身体。经过考虑，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回到成都后，家人和身边干部都劝他先治病。张祖谅没有改变决定。调令下达时，他的胃病并未痊愈，仍然带病前往朝鲜。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单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想重新把部队带起来，用后续表现证明老部队的战斗力。
在朝期间，张祖谅主持60军工作，重视整训、战术研究和干部作风，部队逐步恢复状态，并在后续作战中取得了较好战绩。遗憾的是，长期积累的病痛并没有因为战事结束而消失。志愿军回国经过鸭绿江时，他曾让司机停车，向朝鲜土地鞠躬，提到朝鲜人民的支援，也提到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
回国后，他仍未真正停下来。1959年，张祖谅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担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与许世友共事。军事训练规划、作战方案和部队建设压在肩上，他的工作节奏依旧很快。
1960年夏，张祖谅在杭州参加军事训练工作，胃病突然加重，出现进食困难等症状。许世友察觉异常后，安排人员陪同他检查，随后转往上海华东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病情已经发展为晚期胃癌，失去了手术条件。
医院和军区一度没有把全部病情告诉夫妻二人，但张祖谅与王华心里都明白。那段住院时光，反倒成了夫妻结婚以来少有的长时间相处。1960年10月，王华在上海生下小儿子，取名“小沪”。孩子出生时，张祖谅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许世友、陶勇以及许多老战友先后前往探望。战场上可以组织突围，可以调集兵力，可面对不断恶化的癌症，谁也没有办法。1961年5月12日，许世友再次来到上海时，张祖谅已经陷入昏迷。第二天凌晨，张祖谅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终年50岁。
他的骨灰随后被送往南京。王华一手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一手抱着骨灰盒，同行人员一路沉默。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公祭大会，许世友主持仪式，肖望东致悼词。那份迟来的安静，与张祖谅一生急促而沉重的军旅脚步，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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