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春，北京紫禁城，十岁的朱翊钧坐上皇位，年号万历。年幼的皇帝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座问题与机会并存的大明帝国。太后李氏临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朝廷把持着一套成熟而强硬的运行秩序。
那几年，万历并不算昏聩。张居正以考成法整顿官场，又推动“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等合并征收，部分地区改以白银缴纳。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却让财政收入和行政效率有所改善。万历初年的国库充盈、边防稳定，确实与这段整顿密不可分。
张居正还是万历的老师。宫中留下的记载显示，他对皇帝要求极严，读书、起居、礼仪都不能随意。年幼的万历对这位老师既敬重，又难免畏惧。皇帝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实际却长期受到太后、宦官和内阁的共同约束。
这种成长经历，不能直接替万历后来的过错开脱，却解释了他亲政后的强烈反弹。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开始逐步收回权力。1583年，朝廷清算张居正，抄没家产，甚至让这位已故首辅的家属受到牵连。这里面有政治斗争，也有皇帝压抑多年后的报复心理。
亲政初期的万历，曾经相当勤勉。他处理军国大事，频繁召见大臣，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威信。问题在于，他缺乏持续治理的耐性。一旦大臣的意见触碰到皇权，尤其涉及储君人选，他便从争论转向僵持。
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
万历宠爱郑贵妃，希望立她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而群臣依据礼法，坚持立长子朱常洛。双方争执多年，皇帝迟迟不愿让步。1586年，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但万历与朝臣之间的裂痕并未因此消失，反而越来越深。
有意思的是，万历并不是完全不理政。他仍会批阅奏章，也会对重大军务作出决定，只是不愿按固定仪式上朝。明代后期，大臣常以“数月不视朝”“久不临朝”批评皇帝，后世便常概括为“近三十年不上朝”。说他长期怠政，并不为过；说他三十年完全不问国事，则未免过于简单。
真正严重的，是官僚体系在这种消极对抗中逐渐失去活力。官员空缺长期得不到补充，任命拖延，朝廷内部互相攻讦。万历用这种方式对抗群臣，结果却让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器一起变慢。
财政问题也随之加重。为了应付军费和宫廷开支，矿税、榷税相继扩大，宦官被派往各地督办。名义上是增加收入，实际常演变为地方盘剥。矿监税使激起民间反抗，商人、矿工和地方官员都受到牵连。万历未必不知道弊端，但他更关心钱粮能否迅速进入内帑。
然而，若只凭这些，就把万历定为毫无作为的昏君，同样不准确。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应朝鲜请求出兵援助。战争持续多年，明军经历碧蹄馆、平壤等战事，也付出了巨大军费。1598年，日军撤出朝鲜，明朝保住了宗藩体系与东北亚的战略缓冲。
这场战争不是万历亲自指挥的，但他最终批准大规模援朝，并持续调拨军费。对一个长期被诟病懒于理政的皇帝来说，这种决断至少说明，他在国家安全和王朝威信问题上并非全无担当。
万历三大征中的另两场，也发生在这一时期。1592年，宁夏哱拜叛乱被平定；1596年至1600年，播州杨应龙叛乱被明军镇压。三场战争分别牵涉东北亚、西北边疆和西南地方，动员范围广，耗费巨大，却也维护了明朝的疆域与统治秩序。
代价同样不能忽略。军费最终要由财政承担，而财政压力又会转嫁到百姓身上。朝廷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没有及时修复地方社会，反而继续依赖加派、矿税和临时征收。胜利没有转化为制度改良，便很难长久支撑国力。
万历后期，辽东局势恶化。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此时距离万历去世只剩两年，朝廷的财政、军队和官僚体系都已疲惫不堪。皇帝仍能下达命令，却很难再调动一个高效运转的帝国。
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既不是单纯的千古一帝，也不是毫无能力的庸主。早年有张居正留下的改革基础，中期有三大征维护国威，后期却因国本之争、怠于临朝和财政失控，亲手消耗了这些积累。
“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是一种带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说法，不能当作严格的历史结论。明朝覆亡还有党争、军费、灾荒、财政制度和辽东战争等多重原因。万历的责任，在于他拥有修补裂缝的权力，却在很长时间里选择了僵持与拖延；他的功绩，也确实留在了平壤、宁夏和播州的战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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