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缅甸茅邦一带，戴安澜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正向祖国方向撤退。日军紧追不舍，山路泥泞，密林遮天，负伤的戴安澜被士兵抬在担架上。离国境并不遥远，他却因伤口感染，没能等到回国。
这位国民党将领牺牲时年仅38岁。消息传回国内，蒋介石为他写下挽联，昆明民众自发迎接他的骨灰。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也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并非因为戴安澜属于某个党派而悼念他，而是看重他在民族危亡关头所作出的选择。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有政治分歧，但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是不能回避的共同责任。
戴安澜奉命入缅，表面上是支援英军，实际也是为了阻止日军从东南方向继续扩张。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戴安澜率第200师坚守同古。这里是交通要地，一旦失守，日军便可能进一步威胁滇西和中国西南大后方。
同古城内，200师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英军原计划协同作战，后来却提前撤离，战局很快变得孤立。戴安澜没有选择仓促退让，而是组织部队修筑工事，以城防牵制日军主力。
这场战斗持续12天。日军火力占优，却始终未能迅速突破中国守军防线。200师付出较大伤亡，也打乱了日军的推进节奏。戴安澜曾对部下表示，指挥官即使牺牲，也要有人接替，部队不能轻易放弃阵地。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是否出自当时的完整原话，而在于它确实反映了200师官兵的处境：前有强敌，后无援军，能够依靠的只有工事、纪律和死守的决心。
后来，由于缅甸战局恶化，远征军奉命撤退。撤退并不意味着安全，部队要穿越高山密林，还要躲避日军追击。行军途中，戴安澜遭到枪击，腹部中弹数处。条件有限，无法及时手术，只能简单包扎后继续赶路。
有意思的是，浓雾曾短暂救了这支队伍。日军看不清前方，中国官兵趁机脱离追兵。戴安澜却因伤势恶化，最终倒在归国途中。战友们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辗转运回国内，安葬地点一度选择广西全州湘山寺。
毛泽东诗中的“东瓜”，指同古附近的东瓜战斗；“棠吉归”，写的是部队从棠吉方向撤退。诗句没有铺陈私交，也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而是用“外侮需人御”点明戴安澜牺牲的根本原因：面对外敌，军人必须承担守土责任。
周恩来也曾为戴安澜题写“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这些评价说明，衡量抗战将领的功绩，不能只看其政治身份，更要看他在国家危难时是否真正走上战场。戴安澜虽是蒋介石倚重的将领，却因抗日殉国而获得了超越党派的历史评价。
遗憾的是，戴安澜死后，他的遗孀王荷馨和四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她曾以抚恤金创办学校，但在战乱和物价压力下，家庭很快陷入困顿。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家人的处境并不宽裕，甚至需要变卖家中物品维持生活。
1949年，王荷馨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她曾经担心，丈夫是国民党将领，家属会不会受到区别对待。实际情况却是，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这个抗日将军之家已经十分贫困，随后对其生活予以照顾。
1956年，戴安澜被认定为革命烈士。这个身份并不是对其党籍的重新界定，而是对他抗击日本侵略、为民族牺牲这一事实的确认。他也因此成为海峡两岸都承认其抗战功绩的重要将领之一。
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出生不久，父亲便战死缅甸。母亲晚年常说：“你们要去看看你们的爸爸。”王荷馨于1971年去世，这个愿望却被孩子们记在心里。
2011年，退休后的戴澄东前往缅甸茅邦一带祭奠父亲。那时，他已是花甲老人。站在父亲当年倒下的土地上，他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遗憾，也是一段中国远征军浴血海外、最终未能全部归来的战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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