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一个来自台湾名叫徐继红的中年女人走进公安部大门，她没有要求见什么高级别领导，也没有递交申诉材料。
她只是坐下来，把憋了18年的问题说了出来：她的父亲徐远举，1973年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她想知道，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在台湾那边，徐远举的处境一直悬着。
1949年被俘之后，台湾当局既没有正式认定他阵亡，也没有登记病逝，家属无法注销户籍，也领不到抚恤。
徐继红来大陆，追的是一个父亲死亡的具体经过，要的是一份能拿回去办手续的官方证明。
而她的父亲徐远举正是小说《红岩》里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到11月，在蒋介石、毛人凤的布置下，他参与策划了重庆的大屠杀和大破坏，其中包括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江姐等一批革命者。
重庆解放前夕的 "11・27" 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任内。因这些罪行，他成了罪责最重、民愤最大的大特务之一。
徐远举被俘之后，先被关在重庆，1956年转押到北京功德林，前后改造了二十多年。
刚入狱那几年，他并不配合，后来态度有了变化，开始写交代材料，被安排到缝纫组参加较轻的劳动。
到了1973年，他在缝纫组里已经算是个熟手，周围干部对他的评价是认罪较深、劳动也肯干。
事情出在1973年1月19日。
那天白天，缝纫组交活时，检验的人认为徐远举做的一批衣服针线活不过关，要求返工。
徐远举当场发了火，觉得是在故意刁难他。旁边有人好心提出帮他改，反而更让他下不来台。他梗着脖子顶了回去，情绪一直没有平下来。
北京冬天的晚上，宿舍里很冷，徐远举本来就有高血压，那天夜里他用冷水冲了澡。
后半夜，同屋的人发现他不对劲，人滚到了床下，浑身滚烫，鼻腔出血，四肢抽搐。
管理所的医生赶来做了紧急处理，第二天一早把他送到复兴医院，诊断是脑溢血，抢救到1月21日，但人没有救回来。
一个在押战犯突然死在了管理所，事情很快报到了上级。
上级接到消息后要求公安部彻查，不光要查死因，发病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刻送医、中间的处置有没有问题，都要弄清楚。
调查组进驻功德林，翻了病历、值班记录、同舍战犯的笔录，最后的结论指向一个并不复杂的原因：缝纫组的争执让他情绪剧烈波动，血压本来就高，寒冬里又洗了冷水澡，冷热刺激之下脑血管破裂。
没有政治暗算，也没有刑讯逼供，致死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反应和那一刻没有压住的脾气。
而这些细节，徐继红在1991年之前并不清楚。
她先找到了文强。文强当年也是功德林里的在押战犯，和徐远举是旧交，出狱后留在了大陆。
文强告诉她，人是病死的，具体经过自己记不全，但当年负责管理工作的姚伦清楚。文强写了一封引荐信，徐继红拿着信见到了姚伦。
姚伦没有绕弯子，调出了封存的档案，把1973年1月19日到21日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徐继红听完之后，没有追问谁该负责，也没有提出翻案的要求。
她询问能不能给她开一份正式的死亡证明。台湾那边处理户籍注销和抚恤，需要大陆官方出具的文件。
姚伦答应了，证明上详细写明了徐远举于关押改造期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公章盖上去，这张纸就具有了徐继红需要的法律效力。
徐远举死在1973年，再熬两年，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时，他本来也有可能走出功德林。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的女儿在十八年后跨过海峡，要的也不是一个父亲的名分或者一个政治上的说法，只是一份写明死亡原因的证明，把一桩悬了半辈子的家事在台湾那边的程序上了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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