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死：死前被多次注射强心剂！遗嘱：不给妻子留一分钱!|蒋梦麟|陈乔年|陈延年|陈立夫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川江津鹤山坪的山窝里，有座老院子叫石墙院。院子是早年间一位清朝拔贡置下的产业，墙面斑驳得厉害，进出也不方便。到县城还得走三十来里山道，找个郎中得翻两道山梁。

那天院里来了位女客，叫夏松年。她的丈夫名叫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参会代表。陈独秀日子最难过那阵，替他奔波最多、顶事最重的也是包惠僧。当年陈独秀从南京一路辗转躲到四川，前后都靠包惠僧张罗。这回包惠僧自己没到，让妻子替他跑一趟，这份情义可不轻。

陈独秀一见人来，立马乐得合不拢嘴，非常高兴。他当时眼看就六十三了，胃肠、血压、心脏都有毛病，大夫早交代过，嘴上得忌着。可人一开心，筷子就不听使唤，他放开了吃。午饭有四季豆和红烧肉，他一口接一口，没刹住。

到了夜晚，他肚子一阵接一阵传来拧扯般的疼痛感。第二天干脆下不了床，拉得浑身没劲，想坐起来都得别人搭把手。

更糟的是，他身子骨早年就亏过一次。早些年有一回，他一个没留神，把长了霉的蚕豆花给吃进肚里了，结果中了毒，连身体的老底子都跟着吃了亏。这次肠胃炎来得又急又狠，就像旧船身上又捅了个窟窿。

说起来真叫人感慨：一辈子都在风浪里打转的人，末了竟让一顿饭撂倒在一座旧院子里。命运有时候真不按常理出牌。

在石墙院住的这三年，是他一生里手头最紧的时候。日子靠什么撑？北大同学会每月按时寄些钱，邓鹤年等几位老朋友也隔三差五帮衬一点。偶尔有笔写东西挣的钱汇过来，他心里门儿清，该拿的就坦坦荡荡收下，不该拿的，连边儿都不沾。国民党那头时不时差人上门塞钱，他呢，多数时候都摆摆手让人家把钱带回去，自己压根不收。六十多的人，腰杆反倒比年轻时还直。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教育部那笔钱。

再往后，他埋头写成了《小学识字教本》这本书。出版社那边也挺痛快，书还没怎么着呢，就先掏了一万块银元给他，算作写书的酬劳。说实在的，那一万块银元放在当年，真算得上一笔大钱，够一家子吃穿不愁、舒舒坦坦过上好几个年头了。可这笔钱他一直搁在银行里吃利息，一个子儿也没动，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不该拿的一分没碰。

为啥呢？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这人真认死理：出版社想让他把书名里的“小学”俩字去掉，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这事还归陈立夫那边管。陈独秀一听就摇头，压根不肯松这个口。在他心里，这本书是他一个词一个词磨出来、熬出来的心血，书名哪能由着别人说动就动？改名字这事儿，他打心底里不认。结果书没照原样出，这钱他也就拿得不踏实，不肯算成自己该得的。

说到底，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他这人天生就是一副认准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性子。

那几年日子靠谁撑着？靠他那位比他小二十九岁的妻子潘兰珍。那阵子钱毛得快，今天能买一袋米，过几天就缩水，她就把自己的首饰一件件往当铺送，朋友送的皮袄也押出去换口粮。院子当中正好空着一块地，她二话不说就给拾掇出来，顺手种上了四季豆、土豆，还捎带栽了些青菜。衣裳是她洗，饭是她做，药也得她守着炉子熬，屋里屋外拾掇利索，这一大摊子事儿全搁她一个人肩上扛着。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白天在地里刨土，晚上在灶台前熬药，手里攥着当票，心里盘算着明天的米。可她的丈夫可不是一般人，当年就凭一嗓子喊出去，半个中国都跟着震了三震。

1930年的上海，有条巷子里住着个中年男人，左邻右舍对他了解得少得可怜，就知道他姓李，至于他打哪儿来、是干什么的，谁也说不清楚。有天他老胃病突然闹起来，走到弄堂口腿一软就栽倒了，正巧潘兰珍收工回来打那儿过，赶紧把他搀起来，后来前前后后照看了好些日子。

从那以后，来往就多了。她平时帮他洗洗涮涮、张罗吃喝。他得空就耐着性子教她认字看书。一个操持着日子，一个带着她长见识，俩人就这么搭着过。感情这东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攒出来的，是一碗饭、一盏灯、一句“今天好点没有”慢慢堆起来的。

潘兰珍一直以为，自己嫁的是个穷教书先生。谁也没料到，后来他在上海让人抓了、关进牢里，她也是翻报纸时才猛地回过神来：敢情天天守在身边的这位老先生，原来就是外头名声传得响当当的陈独秀啊。

南京老虎桥监狱，他一关就是四年十个月。她就搬到监狱附近住下，几乎天天去探监。出狱以后两人一起往南走，患难相守十几年。

那几年，他心思基本都搁在文字学上头了。写到后来，《小学识字教本》差不多成了他晚年最惦记、也几乎唯一在忙活的正事。三儿子陈松年为了避开战火，领着奶奶、媳妇和孩子也搬到了江津，在国立九中谋了份教书的差事。赶上过节，一家人就翻山越岭过来看他，来回三十多里山路，走一趟真能把人累散架，可再累，那也是往家走。

说句实在话，你要拿现在的标准去量这段婚姻，可能觉得不平衡：女人付出了全部青春，最后落着什么了？别急，答案在后面，而且扎心。

病倒的头几天，陈独秀没让人去通知儿子。潘兰珍一开始也没当回事，丈夫病倒不是头一回了，往常都挺过来了。

日子又过了几天，他身子虚得更厉害了，脚底下压根撑不住，稍微一起身，眼前就直打转，晕得人发慌。潘兰珍这才真急了，赶紧托邻居往江津城里捎信。很快这封信落到了学生何之瑜手上，她在信里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让何之瑜把邓仲纯大夫也一并请过来。

那封信送出去的当天夜里，陈独秀就陷入深度昏迷，不省人事。他浑身凉透，手脚硬邦邦的，冷汗跟下雨似的往外冒，情况非常不妙。邻居帮着把人抬上床，又跑去请乡下的郎中。陈独秀昏了一个多钟头才醒过来，只不过，没坚持多久他又昏过去了。他清醒的时候，身上一会儿冷得直打哆嗦，跟钻进了冰窟窿似的。一会儿又烧得滚烫，活像贴着个大火炉，这烧退了又来、来了又退，怎么都压不下去。

第二天清早，信刚落到何之瑜手里，他二话没说，赶紧就把消息捎给了陈松年。儿子先赶过来，何之瑜和邓仲纯随后也到了。等人都到齐，病人已经僵得没什么力气，就脑子偶尔还清醒一下。

邓仲纯既是老朋友又懂医，药下得对路，病情这才稍微缓过来一点。

这消息一传出去，好家伙，没多会儿就传开了。朱骝先和蒋梦麟借着北大同学会的名头，一人拿出五千法币给他当医药费。段锡朋、王星拱各掏了两千。许静人给了一万，余骐也送了五百。江津城里的邓燮康、高语罕也赶来看过，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开始悄悄商量后事了。棺木、寿衣这些一摊子事，邓燮康一个人全揽了下来。

其实邓仲纯比谁都清楚：郁结于心太久，肠胃病、高血压、心脏病几样一起爆，已经没救了。可陈独秀求生意志极强，一直惦记着重庆的曾、周两位医生。邓仲纯心里明白，可实在不忍心把话挑明，就只好软言宽慰他，说帖子早就递出去了，那两位大夫过不了几天准到。

潘兰珍信了这话，打定主意自己跑一趟重庆送信。

她是从鹤山坪那边出发的，先靠两条腿一路走到江津，到了江边再换乘船，顺着水路又颠簸了一百八十里。到了地方还真找着了那两位大夫，可人家都挺为难，说手头实在走不开。不过，那两位大夫可真没敷衍，把病情记录捧在手里看了又看、掂量来掂量去，药方开得稳稳当当，连药材都各自提前给配齐了。周大夫更实在，连家里老太太用的降血压针剂都拿了出来。临走还宽慰她：老先生好好养一阵子，能缓过来，不要心急。

他们不肯来的真相是：看完记录就知道，人已无救。这一点邓仲纯早就明白，只不过他不想说而已，也不忍心说出来。医生的违心安慰，和大夫的未加阻拦，出自同一份慈悲。

潘兰珍一个人回到鹤山坪，众人见她孤身回来，什么都懂了。陈独秀见两位医生没来，眼里那点亮光一下就灭了，他自己也知道，这次是很难挺过去了。身边的安慰话一句句飘过去，他太累了，闭上眼，不再说话。

几天后，他开始意识模糊。恍惚中，好多久不相见的人，一个一个走过来。

前两任妻子高大众、高君曼，母亲，蔡元培，大姐，早亡的大哥和二姐，还有牺牲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苏曼殊，李大钊……一张张脸，在他眼前晃过去。

床跟前守着的是陈松年，还有他媳妇窦珩光，带着闺女长玮和长与，再加上侄孙长文，一大家子人围在边上，谁也没离开。久违的天伦之乐，也没能让病情轻半分。

5月22号上午，他喘气儿越来越细，弱得都快接不上了，人又一下子昏了过去。邓仲纯赶紧打强心剂，才把人拽回来。此后一轮接一轮地昏过去，每一次都靠强心剂叫醒。每一次昏迷，都伴着潘兰珍撕心裂肺的哭喊。

墓地其实早就选好了，还不止一处。大家都在为身后事忙，只有陈松年没掺和，他心里另有打算，想将来把父亲葬回安庆老家，跟生母合葬。五年之后，他真的办成了。

那阵子他整天躺着起不来，烧也一直压不下去，肠胃跟着闹别扭，好几天都解不出大手，肚子胀得人坐也不是躺也不是。23号那天，江津来了两位西医大夫，给他做了灌肠，总算排出来一些，肚里的憋闷松了点儿，可病根儿还是没见松动。大夫看完也没多说什么，只能叹着气离开。

再往后，他心里总悬着一股说不上来的紧，困得不行却合不上眼，喘气越来越浅，浅得人发慌，像随时要接不上来。他自己心里明白，生命正一点点从指缝里漏走，无力回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越舍不得这条命，那份苦就越磨人，那种感受真的太磨人。

他没别的办法，只能在心里头一遍遍给自己顺气儿：别慌，稳住，把心沉下来，别乱了阵脚。到了5月25号，这股较劲像是终于松了点口。心气没那么绷了，身上也没那么难受了，似乎看淡了一切。

上午，屋里只剩潘兰珍一个人。

他开口了，声音很平：我走了以后，你务必要自己立得住。倘若遇到合适的人选，就尽早改嫁，把往后的日子过顺当比什么都强。

话说得平静，潘兰珍早已哭得说不出话。

等心绪稍稍平复下来，他便吩咐妻子去把何之瑜唤到床边来。这位年轻人是北大的学生，跟他处得跟自家兄弟似的，平日里一口一个“友兄”地叫着。这三四年里，为了他的事儿没少跑腿受累，到了最后，连自己走后那些事，也只能托付给这个人了。

他问：这几天用的，是哪来的钱？

何之瑜老实交代：我自己有一点，又向农工银行借了一点。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我有钱存在人家银行里生利息，让别人借钱垫付，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他嘴里说的那笔“自己的钱”，不是别的，就是教育部早先支给他的一万块银元，算是写书提前给的酬劳。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取回来的意思，反而交代：这笔钱，我走后原封退回。

潘兰珍早前可没少跟他念叨：真要是手头紧得揭不开锅了，干脆把书名改一改，那笔钱不就活泛起来、能拿出来用了。可这话说了多少回，他愣是一回都没点头。

照他的逻辑，书名一改，性质就变了，成了跟人讲条件。条件还没谈拢就先伸手拿钱，那跟服软让步有什么两样？他陈独秀要是肯妥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就这样，他宁可靠人接济、卖字换米，也绝不碰这笔钱。

他还告诉何之瑜：我没有一分钱可以留给潘兰珍，只有几只古瓷碗、几件旧衣，可以留给她。

那五只瓷碗，说起来也让人心里发酸。那物件是他被关在南京那阵子，一位朋友转赠给他的，听人讲，还是显德四年传下来的老古董呢。潘兰珍后来一直把它当心尖子收着，最难的那段日子拿去当铺换钱，结果人家一看，说是假货，值不了几个钱，说起来也真的是非常扎心。再后来，这几只碗也没留住，弄丢了。

把这些事都说明白后，他整个人像卸了劲，瘦得脱了形的脸上，倒添了点平静。接着一天多，他水米不进，人垮得特别快，脑子时不时一片空白，啥也抓不住。迷迷糊糊里，潘兰珍的哭声往耳朵里钻，那声音听得他心里发闷。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她，跟了自己十多年，年纪才三十四，往后的长日子，她一个人咋撑。

最后一回睁眼，他让潘兰珍凑近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又把那层意思说了一遍：以后的事你自己拿主意，日子一定要自己立起来。

说完，眼皮沉沉地合上。

强心针、降压针轮着上，可这一回，他再没醒过来。

包惠僧从重庆赶来的时候，老友已经昏迷不醒。潘兰珍把他搀进屋里，伸手轻轻扒开陈独秀的眼皮，想让他好歹瞧上一眼这位一直挂念着的老朋友。包惠僧的脸映进去，陈独秀的眼珠轻轻动了一下，几滴眼泪慢慢滑下来。

这一闭眼，他就再没醒过来。1942年5月27号，夜里九点四十，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里，他六十三年的一辈子，就这么悄悄画上了句号。

人走了以后，江津当地的乡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伸了把手：邓蟾秋把自己原先留着身后用的上等香楠木棺材捐了出来，又在鼎山康庄让出一块园地给他做墓地。朋友们前前后后送来的吊唁礼金一共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实际办丧事花了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差的那五千元，由北大同学会补上了。

6月1号下午一点半左右，灵柩就从鹤山坪动身了，几个人抬着，顺着三十来里的山路一路往江津那边走，最后抬到了大西门外鼎山脚下的康庄。来送他的人可真不少，家里亲戚、做学问的先生、双后小学那帮学生娃娃，再加上街坊邻里，前前后后凑了一百多号人。一路上时不时就有人点起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算是陪着他走完这最后一程。墓碑上刻着“独秀先生之墓”六个字，是欧阳竞吾题的。

那会儿有国民党特务到了场，追问邓燮康为什么要这么厚葬陈独秀。邓燮康就回了一句：不管他属于哪个党派，我敬的是这位爱国者的文章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