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沈醉等人接触到了一批外来的审讯设备。机器摆进房间，电线连上仪表，灯光照向座椅。表面看，这是技术进步；可在当时的军统系统里，它们很快被赋予了另一种用途。
军统并非没有传统刑讯手段。相反，徐远举、周养浩等人依旧依赖吊、灌水、老虎凳、踩杠子等方式。新设备的出现，只是给旧式暴力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
沈醉的回忆材料中，曾提到蒋介石参观中美特警班的情形。面对那些用于审讯的器械，蒋介石会询问用途、操作方法和可能效果。戴笠、沈醉也对此表现出兴趣。这里的“喜欢”，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偏爱，而是他们看中了这些器械便于控制、便于遮掩的特点。
其中一类，是测谎仪。受审者坐在特制椅子上，胸部、手腕和脉搏位置接上导线，仪器记录呼吸、心跳与皮肤电反应。它试图用身体变化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听起来颇为精密。
但测谎仪并非判断真假的神物。普通人面对电线、仪表和审讯者，往往先被心理压力击垮；受过训练的人，却可能通过控制呼吸和情绪，扰乱判断。戴笠曾让涉嫌盗窃的码头工人接受测试，几个人看到机器便惊慌失措。仪器还未发挥作用，恐惧已经替审讯者完成了一半工作。
第二类是强光设备。受审者被固定在座椅上，强烈灯光长时间直射面部和眼睛。它未必立刻造成外伤，却能引发眩晕、失眠和注意力崩溃。审讯者要的不是一场短促的殴打，而是让人在疲惫和混乱中失去判断。
第三类是电刑设备。与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简陋装置相比，美制设备能够调节强弱，控制刺激时间。正因如此，它更容易被当成“技术工具”。受刑者可能表面伤痕不重，身体内部却承受剧烈痛苦，甚至留下神经和心脏方面的损害。
有意思的是，军统一面迷信机器，一面又不肯放弃最原始的暴力。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刑讯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偶尔失控，而是把刑讯安排成固定流程：审讯室在办公场所后面，刑具分类摆放，施用方法也有一套经验。
“吊”看似简单，实际却会持续拉扯关节和韧带；“老虎凳”通过不断垫高膝下物体，使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踩杠子则以体重反复压迫小腿和脚面。受刑者未必当场留下明显伤口，却可能长期残疾。
灌水更接近濒死体验。受审者被压制后，水不断进入口鼻，窒息感迅速加重。施刑者有时会在对方接近昏厥时暂停，等其稍有恢复再继续。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逼问口供，更是摧毁人的心理防线。
对女性政治犯的羞辱，则暴露出徐远举、周养浩一伙更卑劣的一面。根据相关回忆材料，他们曾以针刺、竹签、藤条和剥衣等方式逼供。受刑者质问：“你们有没有母亲和姐妹？”这句话没有改变刑讯过程，却留下了那间牢房里最尖锐的控诉。
必须说明，部分细节来自当事人回忆和后来整理的材料，个别说法在不同记载中并不完全一致。但军统系统长期使用暴力审讯，并以保密、办案为名压制异议，这一点并非单靠某一件刑具才能说明。
戴笠于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蒋介石也没有亲自执行每一次刑讯。然而，权力上层对审讯器械的关注，以及对特务机构的纵容，使这些设备能够进入牢房。徐远举、周养浩之流，则把这种纵容变成了持续施加的暴力。
机器没有改变刑讯的本质。强光、导线和仪表看起来比皮鞭整齐，却同样服务于逼供；老虎凳、吊绳和杠子看起来粗陋，却是更直接的折磨。器械可以更新，房间可以换名，受害者承受的疼痛却不会因此变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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