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京师六部衙门里，许多汉籍二、三甲进士从正六品主事做起，熬过十几年，最现实的目标往往只是正五品郎中。看起来只差几级，真正跨过去，却要同时面对资历、考核、缺额和出身几道门槛。
清代官场升迁，并不是任期一到便自然上升。地方官有俸满与考核，京官同样如此。汉籍官员在京任职，通常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京察，考察“守、才、政、年”四项，分别涉及操守、才能、政务和身体状况。
京察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能够列入一等，才有较大的升迁机会，但这并不等于立即补上实缺。有的人只是加俸，有的人被记名，等外省知府、道员出现空缺时，再获得优先考虑的资格。
乾隆时期，京察一等大体实行“七取一”的比例。若把一名正六品主事升到从五品员外郎，再升为正五品郎中，按照最顺利的推算，往往也要经历多次京察，时间至少需要九年。
这只是纸面上的算法。
京察一等名额有限，实缺更少。清代京官职位分为满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等不同类别，各类官缺并不能相互通补。汉籍官员即使考核合格，也可能因为当年空出的岗位属于满缺或蒙古缺，只能得到加俸、加级，职位却原地不动。
吏部的员外郎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该职位共有十六员，其中满缺八员、汉缺六员，另有蒙古缺和宗室缺。真正能够轮到汉籍官员竞争的，只有汉缺；而且这些位置不会同时空出，几年才出现一两个空缺并不稀奇。
有意思的是，京官升迁还常常被个人遭遇打断。清代官员遇到父母、祖父母去世，按制度必须丁忧，离职守制。清代进士入仕年龄多在三十岁上下，正处于长辈尚在、家庭事务繁多的阶段，连续遭遇两次甚至数次丁忧，并非不可见。
守制一去便是数年。对于本就缺少晋升机会的汉籍京官来说，这不只是耽搁任期，还会错过京察、缺额和同僚竞争。等重新回到衙门，原来的位置可能已经有人补上，升迁次序也被重新排定。
处分同样厉害。户部官员经手钱粮，刑部官员办理案件，稍有差错，便可能受到罚俸、降级等处分。京察明确要求，有处分记录者很难列为一等。于是，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履历上多了一笔，便失去了关键机会。
京城官位的总量，也决定了这场竞争注定拥挤。康熙以后，京官文职人数大致维持在三千五百人左右，而五品以上文职岗位只有一百余个，差距十分悬殊。能够从主事升到员外郎，已经要等候多年；再从员外郎进入郎中行列，难度更高。
乾隆三十年编定的《缙绅全书》显示，在京各衙门七品以上至侍郎的汉缺，总数不过三百左右。六部汉主事、汉员外郎、汉郎中虽然分别有一定员额，但分摊到各部之后，每个衙门可供递补的位置并不宽裕。
更窄的地方在于，有些重要衙门长期由旗人掌握。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等机构，汉籍官员很难进入核心岗位。即便在普通部院任职，汉人也主要集中于较低层级，向上攀升时很快便会碰到制度边界。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汉籍司官后来选择外放。京城里缺少位置，地方却有更多知府、道员和督抚属官的空缺。相较之下，地方官的任用范围更宽，汉人能够施展的空间也更大。对不少人而言，外放不是退让，反而是打开仕途的另一条路。
翰林出身者则不同。他们进入仕途时，已经拥有清贵身份，往往可以通过编修、侍讲等路径积累资历，之后进入詹事府、内阁或军机系统。非翰林的二、三甲进士并非绝无升任侍郎的可能，但那通常需要特别的政绩、机遇和长期经营，不能视作常规道路。
所以，汉籍进士在京从主事做到员外郎，再做到正五品郎中，已经是多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若没有显著政绩和特殊机缘，郎中往往便是仕途最现实的上限；再往上走，面对的已不只是年资，而是缺额、资格与整个选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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