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途行军。毛泽东没有急着庆祝，而是让部队清点枪械、粮食和人员。此时的红军，看似抵达了目的地，实际上只剩下七千余人，能否站稳脚跟，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并不是偶然选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经过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战斗，部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却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红军出发时约有八万六千人，抵达陕北时，人员已经大幅减少。长征途中，真正决定队伍命运的，不只是行军速度，更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落脚、补充和发展的根据地。
1935年9月，红军进入甘南，在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仍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红军。这个消息改变了中央原先准备向更西北方向发展的设想。
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谈到陕北时，核心意思很明确：那里虽然贫瘠，却有群众基础和红军力量，能够作为新的落脚点。于是，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部队向陕北推进。
抵达陕北后，红军获得了短暂喘息。可这块根据地并不宽阔，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保安、安塞、瓦窑堡一带，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粮食和军需都十分紧张。1936年8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就提到，当地荒凉、人烟不多，维持大部队开支并不容易。
更棘手的是，红军并非孤军面对蒋介石。陕西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陕北还有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势力。蒋介石为围剿红军，又把东北军调入陕甘地区，形成多股武装共同压迫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红军越是集中，力量越强，蒋介石越容易判断其主力所在。1935年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相继北上，三支主力逐步会合。会师固然扩大了红军声势，却也让国民党军不必再分散兵力，可以把重兵集中到陕甘一带。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等地会师。此时的红军拥有了更完整的作战力量，但根据地承受的军事压力也随之增加。会师不是终点，反而把红军推到了更危险的位置。
中央曾设想通过宁夏方向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接收武器和物资。为此，红军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然而战役展开后，黄河渡口被国民党军控制，河东、河西两支红军被阻隔。渡河西进的部队后来组成西路军，陷入苦战；河东红军则遭到多路国民党军压缩。
到了1936年秋，陕甘根据地的活动区域不断收缩，盐池、定边等地成为重要支撑点。军粮不足，敌情复杂，部队疲惫不堪。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必须作最坏打算，准备新的长征。
这次“新长征”，不是简单重复1934年的战略转移。红军曾考虑向东进入山西，再转进河南、陕南，也考虑向南进入甘南和陕南，寻找新的回旋空间。无论哪条路线，都意味着要突破国民党中央军的封锁，风险远超此前与地方军阀作战。
张学良此时也看出了局势的危险。东北军长期远离故土，官兵普遍不愿继续把力量消耗在“剿共”战场上。1936年初，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接触，双方逐渐形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默契。
毛泽东曾派人向东北军将领做工作，表达合作抗日的意愿。张学良也曾向红军方面表示，希望红军能够让他占领一些地方，以便向南京方面交代。双方各有现实需要：红军要保住陕北，东北军要保存实力。
但张学良、杨虎城毕竟仍受蒋介石指挥，秘密合作无法彻底解除军事危机。蒋介石坚持调集部队进攻陕北，红军随时可能被迫突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形势逼人，部队必须准备再走一段艰苦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原本针对陕北红军的军事部署被迫中断，局面出现重大转折。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曾评价张学良此举使红军避免了严重危机。对当时的红军而言，陕北并非天然安全的避风港，三军会师也没有立刻带来稳固局面。若西安事变没有发生，红军是否需要再次突围，恐怕就要由战场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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