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四川宜宾，李坤杰拆开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寄信人何成湘没有寒暄太多，落笔便提到一个名字：赵一曼。这个名字，李坤杰早已在报纸和电影里见过，却从未想过，它会与失踪多年的亲妹妹李坤泰联系在一起。

那一年，距离李坤泰与家人失去联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姐姐能掌握的线索很零碎：妹妹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时名叫李淑宁，发表文章用过“李一超”这个笔名，后来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便进入隐蔽战线。

信息太少了。

1950年，李坤杰在泸州工作。许多出川参加革命的同志陆续返乡，她却始终等不到妹妹。只要听说有人要去北京、上海，便托人打听；得知荣县民主人士谷醒华赴北京参观学习，她又亲自登门，请对方代为寻找李坤泰。

没有回音。

1952年，李坤杰调到宜宾。这里曾是妹妹求学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地方，她在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向宜宾地委书记陈林询问。陈林回忆说，1928年在莫斯科见过一个叫李淑宁的四川女同志，后来便失去了联系。

这句话让线索重新有了方向。

不久，妹妹的同学郑双壁拿出一张泛黄照片。照片中的李淑宁坐在藤椅上，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李坤杰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终于意识到，妹妹当年并非独自生活，她已经有了孩子，也有丈夫。

照片背后，藏着一段更艰难的经历。李坤杰从旧日同事那里听说，李坤泰从苏联回国时身怀有孕，曾为躲避敌人搜捕，在雪地里步行数十里，还改变发式、改换衣服，装扮成富家女子。那时谁也不知道，她后来会以怎样的名字出现在东北。

1954年初，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赴北京开会。李坤杰再次托人带话，请他遇到四川籍干部时，帮忙打听李坤泰。江子能问了许多人，始终没有结果。临近会议结束，何成湘来访，谈话间忽然提起电影《赵一曼》。

何成湘说，赵一曼原本姓李，1934年前后曾在哈尔滨从事工人运动，后来被派往珠河游击区。转移前，他曾与这位女同志谈过改姓的问题。对方告诉他，自己本来就姓李。到了游击区，当地群众常称她为“瘦李”。

“四川有没有一个叫赵一曼的人？”

这句话让江子能警觉起来。他将李坤泰早年的经历一一说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秘密工作，这些经历与赵一曼存在明显重合。何成湘当即提出，希望能看看照片。

照片寄到北京后，何成湘没有仅凭相貌下结论。他带着照片到哈尔滨，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并向赵一曼曾经的战友、群众和相关人员核对。档案、回忆与照片逐渐拼接在一起，那个长期使用化名的抗日女战士，终于露出了真实身份。

信中写道，他在哈尔滨工作时与“李一超”接触较多，派她前往东北时也曾亲自谈话；她后来在游击区的斗争，引起日伪当局高度注意，“赵一曼”这个名字由此广为人知。

李坤杰收到信后，悲喜交集。悲的是，妹妹早在1936年8月2日已牺牲；喜的是，苦苦寻找多年，终于知道她没有湮没在战乱中，而是以抗日英雄赵一曼的身份留下了姓名。

李坤泰出生于1905年10月25日，四川宜宾白花镇人。她少年时便反对缠足，家中强行裹脚，她用剪刀剪破布条，又砍坏尖头鞋。父亲去世后，长兄不愿让她继续读书，还试图替她安排婚事，媒婆上门时，她竟拿棍子将人赶走。

大姐夫郑佑之向她讲授新思想，成为她走出家庭束缚的重要引路人。1923年冬，她在家乡参与建立团组织，后来又组织妇女解放同盟。1926年，她进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927年9月，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与陈达邦结婚。1928年回国时，已经怀有身孕。此后，她在宜昌、上海、南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儿子宁儿一度由亲属代为抚养，母子后来再未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派往东北，先后在沈阳、哈尔滨开展工人运动。1934年，她进入珠河游击区，组织农民游击队，筹集武器，发动群众。1935年，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三团政治委员，在严酷的“扫荡”中坚持作战。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捕。日伪机关对她施以酷刑，她始终没有供出抗联的重要情报。1936年6月，她曾在看守和护士帮助下逃离医院，但因伤势过重，很快再次被捕。

8月2日，她被押往珠河县刑场。临刑前，她给儿子写下遗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这封遗言后来成为确认她精神世界的重要文字，也让陈达邦和宁儿终于知道，那个多年没有消息的李坤泰，正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