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冬，北京德胜门外的街头，章士钊、载涛和韫颖第一次见面。一个曾经住在宫中的“格格”，肩上挎着木匣子，跟着孩子一起叫卖烟卷。那一刻，章士钊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盯着她看了很久。
载涛是光绪帝的弟弟，也是溥仪的七叔。清朝灭亡后，他没有靠旧日身份谋求特殊待遇，而是在北京摆摊，卖些瓜果、蔬菜和日用品。有人认出他，半开玩笑地问：“王爷也出来做买卖了？”
载涛只是笑笑。
昔日的爵位不能当饭吃。家中人口多，旧有积蓄总会用尽，摆摊虽然辛苦，却是靠自己过日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皇室成员的处境十分清楚。章士钊想打听溥仪一家，找他再合适不过。
章士钊与清末皇室早有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常到旧书摊寻找史料。1954年，他偶然买到一本《满宫残照记》，其中收有韫颖写给溥仪的书信，还有她年轻时的照片。
信写得有文采，字迹也清秀。照片中的女子衣着端庄，神情明朗，很难让人想到，她后来会在北京街头卖烟卷。
韫颖是溥仪的亲妹妹，宫里称她为“三格格”。她出生于1913年，那时溥仪已经退位，但清朝皇室仍暂居紫禁城，旧有的礼仪和生活方式并未立刻消失。
她的童年十分优渥。父亲载沣疼爱这个晚年得女的孩子，溥仪也把她当作亲近的妹妹。韫颖后来回忆，小时候几乎没有见过钱，想要什么，只要开口便有人送来。身边还有奶妈、教礼仪的女教师和佣人照料。
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次年，他迁居天津，韫颖也随家人离开了宫廷。昔日的身份仍在，能够庇护他们的现实力量却越来越少。
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前往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韫颖与丈夫郭布罗·润麒一同前往。她并不是政治决策者，却因与溥仪的亲属关系，始终被卷在这段复杂历史之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在沈阳准备逃往日本，8月19日被苏联军队截获。韫颖则在混乱中与丈夫失散，带着孩子辗转逃亡。那些宫中学来的规矩，在饥饿、奔波和谋生面前都派不上用场，她只能学着洗衣、做饭，想办法养活一家人。
新中国成立后，韫颖回到北京。父亲载沣于1951年去世，留下的房产需要由多个子女分配，她得到的并不多。丈夫润麒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在抚顺，家中只剩她和婆母照料几个孩子，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街头叫卖，并非一时兴起。
那时，她的孩子背着木匣子，里面装着各式烟卷；她在旁边照应，母子二人一边走，一边招呼顾客。对普通人而言，这是谋生。对一个曾经的皇室女子而言，却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跌落。
章士钊见到她后，问得很谨慎：“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韫颖起初有些迟疑。她曾随溥仪到东北，担心自己的过去会成为负担。章士钊告诉她，可以把真实经历写清楚，再由自己转呈毛泽东。
1955年元旦前后，章士钊将韫颖的自述、照片和推荐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材料后，在信后写下：“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有志气的人。”这句话并不是替她抹去过去，而是肯定她能够放下旧日生活，靠劳动承担家庭责任。
材料随后转交周恩来处理。经过研究，韫颖被安排在北京东城区政协工作。她从街头叫卖烟卷，转到基层政协岗位，靠的不是“格格”名号，而是个人的文化基础和现实表现。
这件事也改变了她与溥仪的关系。1956年，载涛带着韫颖等亲属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溥仪。临行前，大家商量见面该如何称呼，载涛说：“叫他大哥吧。”
多年未见，溥仪听到妹妹喊“大哥”，当场落泪。韫颖向他讲述北京的生活，也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们的态度，劝他安心改造。1957年，润麒获释，夫妻和孩子重新团聚。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首批特赦战犯之一。
1960年除夕，周恩来邀请韫颖一家吃饭。见她拘谨，周恩来笑着说：“你在区政协，我在全国政协，咱们是同事。”一句家常话，化开了她多年面对陌生环境时的紧张。
韫颖后来继续在政协系统工作，生活逐渐稳定。她的人生并没有停在“末代格格”这个称呼上。那只装着烟卷的木匣子，记录的也不只是贫困，更是一个旧式贵族家庭成员走出宫廷、进入普通社会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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