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四章）
泗水：廖彩珍
作者简介：廖彩珍，印尼公民，祖籍中国福建安溪，生于印尼东爪哇罗果占碑小镇。1966年，在泗水新华中学读高二时，因华校被强制关闭而辍学。随后与夫婿施柏松共同打拼，创办实业，涉及制造、酒店、剧院、地产开发等行业。曾出版文集《松采集》“乘物游心”与“翩跹如蝶”两部。
第一章：十号法令
走出电影院，《阿嬷的情书》里的每一帧画面，每一句对白，仍在我心海里萦回不去。尤其戏里的后半部，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紧扣着我心底深处的每一根情感细胞，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些光景，一幅幅鲜活的画面，竟像被那一方银幕骤然唤醒，有意无意，不断地从脑海中蹦出来，历历在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翻江倒海的心绪，情难自禁，身不由己地伏在案头，按下键盘，抒发岁月给我留下的、沉淀了太久、属于自己的片片生活印记。又想起电影里两位老母亲最终相见、相拥而泣的画面，久难释怀，令人感叹。竟想起曾国藩说过的那一句：谁的人生，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
我出生在东爪哇东端的罗埠小镇。父母皆来自福建安溪，那里有“上苑老农”，有“耕读传家”。前院种着多棵龙眼树，后园是大池塘，年迈的祖父母在那里日日守候。这是父亲给孩子们描绘的“安溪老家”的一个画面。
1936年，我父亲18岁，母亲17岁，在安溪故里成婚。次年，日本入侵，狼烟四起，乡匪猖獗，民不聊生。为避战祸，求生计，祖父母忍痛让刚成家的小儿子携同新妇踏浪南下，落地罗埠小镇。在小镇里，父亲母亲克勤克俭，终于挣得一间小店铺，就此安下家来。10年后的1948年，我父母带着我两个哥哥重返安溪家乡，陪祖父母小住一个月，又赶回印尼罗埠小镇谋生。
在我的孩童记忆里，很能感受到父母亲对家乡老父母的关怀和担当，对家乡的眷恋，对往来家书的重视和期待，几乎渗透了日常的每一个缝隙。在我们的下意识里，耳濡目染地种下了浓浓的乡土情怀——知道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家，我们的祖父母，正在等候我们回去。
写到此处，很为祖父母当年的果断抉择而深深感恩，正因那一份明智和担当，才让我们此后始终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的，为那时代的情势所迫，下南洋的人潮中，多少人家只让儿子独自漂洋过海，却让妻儿留守中国家乡，侍奉公婆，守住根脉，造成后来很多很多的一夫两妻、一家两居、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无奈人生。
罗埠是外南梦县城属下的一个小镇，素称鱼米之乡，民俗淳朴，邻里和睦，鸡犬相闻。那里来自福建的安溪人多，黄姓的也不少。母亲姓黄，早年在安溪故里念过私塾，上过学，算是知书达理的女性，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是父亲铺中的好帮手。乡亲们都很亲切地唤她“素华姐”、“素华姑”。家里常年人来人往，都是安溪老乡。母亲会泡一壶家乡茶，备些小点。众人围坐，说的是家乡话，谈的都是早年家乡轶闻逸事、集美校园生活，也谈当年抓壮丁、打土匪，诉说刚收到的家书，相互倾诉对家人的切切思念和无奈。乡音，那是永不能褪去的胎记。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堆满了好多木箱子，桌上、地上都散落着很多生活器物。最抢眼的是那几条大红的羊绒被，还有好几罐的食用油。只见超英伯正在屋里与父母亲低声交谈。超英伯姓黄，住在离罗埠颇远、又更偏僻的小村庄。他是母亲村里黄姓的本家人，还是当年与我父母同船来印尼的。我听父母亲每次都用闽南语尊称他“超英先生”，可能是因为长期住在乡下，生活劳苦，他的肤色显得很黝黑，还有那饱经风霜的脸，让我对他印象较为深刻。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正是1958年，印尼颁布的“十号法令”，勒令住在乡村的外侨不能经营店铺，即便小小的亚弄店也不许。不少侨户的店铺被没收、查封，人还被恐吓、威胁回中国去。超英伯一家亦难幸免，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被迫举家迁返中国。听母亲说，他在中国还有原配妻子。此番离去，就留下仅会几句闽南语的印尼妻子及幼女在乡下老家，却带着他的大男孩随他回国了。
听母亲说，家乡物资奇缺，尤其食用油，非常稀罕。家乡山多，冬天寒风凛冽，很冷很冷，羊绒被是过冬必备之物。在张罗了好几天的箱箱行李后，那天晚上，看到母亲端坐在灯下，我父亲和超英伯陪在一旁。看到母亲亲手把一小撮一小撮米粒般大小的火石，在超英伯的几件裤腰带里密密地缝好，并再三叮咛：“莫丢了，莫丢了，这是保命钱。”
昏黄灯影下，看到他们三人悲戚戚的脸孔，也听不明他们低声细语在说什么。只晓得，超英伯明天要启程回国了。望着满屋子的细软箱笼，我也不明所以然，却隐隐约约感到：中国家乡离我们很远很远。
此后，我也再不知超英伯的信息了。
1974年，我有幸能陪同柏松来台湾洽谈生意。临行前，母亲再三叮嘱：若有机会，定要拜访住在台北的超敏伯。他是母亲唯一的、还有书信往来的、在台湾的家乡亲人。有了他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
超敏伯很热情地接待我这算是非常年轻的晚辈乡亲，并请我们在他府上晚餐。看来他家境殷实，客厅里挂了很多字画。席间，超敏伯和夫人细细地问起我家人在印尼的生活，也问起很多黄姓亲戚的状况。
当他知道我在1973年春游了中国大江南北，还回家乡安溪住上一晚。这个无意中的话题，令超敏伯神色骤然一凝，但又很快地脸容归于平静，只是静静地，目光深沉地听我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似乎对我讲的每一段旅程、每一个细节，格外上心，尤其是在家乡安溪的情景、人与事。
最后，只见他神情肃穆，眉头紧皱，忽而低声地向我问：“你......可知道超英和他的家人吗？”
我一时愣住了。一霎间，真想不起家乡这位“超英”是何许人？随即，记忆如电光火石般一闪——那不是十多年前，被迫抛下妻女、迁返中国的超英伯吗？
我即有声有色地说起那陈年往事。说着说着，只见超敏伯慢慢地合上双眼，默默地听。四下一片寂然，除了我的说话声，客厅里非常非常安静，安静得连时间都在那一瞬间凝滞了，不动了……
是的，那是1974年，中国海峡两岸，正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运行。这一岸，正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红火，城里“批林批孔”，乡里“打倒地主”。那一岸，也处在“动员戡乱时期”的全民备战状态，“反攻大陆”的油刷红字大标语，无处不在。
可怜我们这些寻常市井小民，终究拧不过动荡的大时代。不得不选择把人性最坦荡、最善良的亲情，隐藏在最底层的心底深处，却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默默期盼着，黎明时刻，第一道划破长夜的亮光。
第二章：我要回来
时间又退移到我懵懂的孩童时代。
其实，我们当时都是随父母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国民。我们读的是中国书，很多学校的校长还特别由中国聘请来。父辈们每日围坐收音机前，听的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传来的声音。1958-1959那风声鹤唳的时代，在校的初中毕业生、风华正茂，雄心壮志，纷纷选择回到中国就读、升学，毕业后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在我所在的罗埠小镇，黄阿宝就是其中一个。
铁叔夫妇大约是在40年代初，为家乡长年战乱、一穷二白，为求生存、找生计，从福建安溪闯过多少重重关卡，翻过多少惊涛骇浪，辗转漂泊到爪哇岛，最终在罗埠落了脚。因他知道，这里有很多安溪乡亲可奔可投。
只是，铁叔那一口浓得化不开的乡音，又不肯勉强学爪哇语，与当地人沟通实在不易，很难经营买卖。最后铁叔还是蹬上一辆脚踏车，车后架上一对竹箩筐。里面装的是秤，还有大小不一的猪肉、猪腿子、猪内脏，一应俱全。沿华人住家门前兜揽叫卖，每天清晨六点出门，11点钟就可收摊回家歇息，日子虽不宽裕，生活还算安定。
有一段时间，铁婶频频来到我家，紧张兮兮地与我母亲商议、反复筹谋，似乎正有大事临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俩在屋里争执不休，拉拉扯扯的，嗓门也渐渐高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刚初中毕业的阿宝就要携同父母回中国了。虽然其父母很不情愿再返回中国，但他们真的舍不下让那老来得子的阿宝独自回国读书。
铁叔一直在犹豫。他来小镇近二十年了，生活上都习惯了。虽然不是很宽裕，但还有生计可图，省吃俭用，也存了一点积蓄，一家三口安详度日。现在年纪渐渐大了，回国后，真的干不动农活了，却也不知怎么能维持生活。
铁婶呢，压根就不想回中国。她心里明白，自己的身子骨受不起挨冬受饿，也没能下田干重活。那一天，她就是把多年悄悄攒下的私房钱，悉数换作几枚金戒指，死缠硬磨地求我母亲为她保管。她想待回国后，一定要设法回到印尼来。这几枚金戒指是她的“续命钱”。当然我母亲坚决不肯接下这份“保管”，才引来多次的争执拉扯。
那一天，他们一家三人来我家辞行。看到阿宝踌躇满志地谈起将来报效祖国的美丽憧憬。铁婶在一旁，却一再地打断阿宝的话语，不停地叫喊着：“我要回来，我要回来。” 那慌张的叫喊声，听的我也心酸，不知所措。
母亲只能在一旁抚慰，再三叮嘱阿宝要常写信，报平安。唯有铁叔和父亲，自始至终面无表情地在沉默着、沉默着。实在猜不透这两位大男人在想什么？那无言的静，很是揪心。却隐隐约约感受到这竟有几分生离死别的画面，让我心中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大约半年后，母亲很高兴地收到铁婶托人写来的信。字句简短，但信中仍然叨念着：“我要回来，我要回来。”
那之后，就再没有收到铁叔铁婶的信息，也从不曾收到阿宝的只字片言。他们仿佛在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回国浪潮，被推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去向。
今日想来，人生至此，老来由天命，安处即是乡。
第三章：他想你哟
回国的浪潮，在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的岁月里，终究渐行渐远。但是罗埠小镇与安溪家乡之间的亲情宗谊，那刻在骨子里的血缘、地缘情谊，任凭时光打磨，始终割舍不断。在岁月的洗礼中，在一封封“侨批”里，一次次擦出了人世间温热善良的火花，一直长留心间。
火叔比我父母亲更早几年来到罗埠。当年也是因为家中贫瘠、兵荒马乱，为谋生计、求生存，放下妻儿，只身冒风涛之险下南洋，寻一处安身地，最终来到罗埠小镇。
初来乍到的“番客”，生活也不容易。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亮色：吃得起苦，又凭年轻、有胆识、够勤奋。加上方圆几十公里处物产丰富，是各种农产品，如黄豆、咖啡、椰干、稻米、烟叶等的集散地。不出几年，“番客”们都纷纷创出了自己的小天地，生活渐渐安定。而一来一往的“侨批”，更是南来“番客”家庭的重中之重。
在我十二三岁开始，便开始替父母亲，也为镇里几个老乡写“侨批”。“批”，闽南语是PHUE，即家书加上汇钱之意。其实，写“批”不难，格式简单。收到的，不外是家中生活贫困、某嫂某婶病重等。我发出去的也是简单几句：“某嫂如晤，我们在此大小皆安，免挂。今寄上金鸡纳丸300粒，收到后，请即告知，以免悬念。” 当时我就知道，所写金鸡纳丸300 粒，就是300 元之意。
彼时我年小，根本不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焦虑和期盼，也没有体会到天涯海角众游子、亲人家书心连心的喜悦和无奈。
火叔在小镇开了一间杂货店，生意很好。就像很多下南洋的华人男子，他娶了一位当地“娘惹”为妻，帮忙操持生活，娘惹妻为他生养了三男二女，一家七口，日子安定。无论几番风雨、多少变迁，火叔心系家园。那里尚有老母及妻儿，每年两次的“批”从不间断。只是放不下这里的一家六七口，也放不下日益兴隆的杂货店。更何况彼时，中国遍地战火，乡里的土匪群还是保乡团，猖狂肆虐地到处抓壮丁充数，让火叔迟迟不敢踏上回乡之路。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火叔正值盛年，却因病猝然过世。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留下遥居两地的妻子和儿女，令人徒叹世道无常。
火叔的“娘惹妻”深明大义。除了全心照料好自己的五个儿女，还像往日丈夫生前一般，每年两次的“侨批”也不曾中断。我曾为她写了几次“批”，是寄给家乡大姐姐的大儿子远华，信中嘘寒问暖，并再三嘱咐照顾好大姐姐，很是贤惠。
在我婚后多年的某一天，娘惹婶找上我，让我帮她寄“批”。因近几年来，村镇生意不好做，家中负担日重，没能按时汇钱，心中内疚，乞谅，还叮嘱远华照顾好大姐姐。
彼时，我心中好感动，忍不住善意地劝她：“中国在进步了，农村生活大大改善，远华早已成家立业了，生活普遍不错。你省吃俭用，就留给自己用吧。”
她温婉回话令我心折：“不，这一笔钱一定要寄给她。我已经答应过我丈夫，在她有生之年，我会义不容辞地每年汇钱给她，照顾她。比起她，我得到的太多了。一想到四十年前的一别，夫妻俩竟成永别，连儿子都不曾再见一面，我心中愧疚、不安。汇钱只是我的一份心意，请帮我完成吧。”
此话一出，听在耳里，疼在心里。但当时的我，真的很难体会到她心灵深处，那一股至善至美的情怀。
时间如飞云，似流水，一晃已是1987年。那天，我接到来自中国远华的信，说在某月某日将抵达泗水探访我，希望我能陪他回罗埠一趟。他将代他年迈的老母亲，到父亲坟上祭拜，了却她一桩心愿。也要代她探望从未谋面的“娘惹妹妹”，并见一见生长在印尼、素未谋面的异母弟妹，表达一份来自家乡亲情的关怀。
看来，这是义不容辞的一件事。我与我先生陪伴远华，专程来了一趟罗埠。天微微亮，我们已从泗水启程，抵达罗埠时已经是午后两点钟左右。
走进了娘惹婶的家，那是火叔早年安置的宅子，家里看来静悄悄的。在我们大喊几声叫人后，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拄杖徐徐走来。我及时认出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阿强。想不到几十年不见，他竟是这么苍老，还拄着杖呢。
只听他讪讪地说：“两年前遭了横祸，被车撞了，还幸保得这条命！”
兄弟俩就这样正式见面了，相互打量了一番，真不知怎么打开话题。
阿强长住小镇。自1966年华校被封、华文被禁锢后，小镇上就没人用华语沟通，更遑论书写。尤其他父亲火叔英年早逝，他虽然曾在中国学校读上两三年小学，但在当时的大环境里，里里外外，华语早已完全被隔绝了，阿强还怎能会用华语与人沟通呢？更遑论是用闽南语了。
当我们正为久久没见娘惹婶出来见客而纳闷时，才知道娘惹婶卧病在床近两个月了。我们几个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地走进她的房间。房内很阴暗，也没开灯，唯有那小小的窗户洒下斑驳的光影，带来些许微弱的温暖和亮光。
娘惹婶见我们进来，急着招呼旁边的小丫头扶她起来，我们却赶忙让她躺下。她脸色暗淡，瘦骨嶙峋，但她执意地要起身坐下。嘴角泛起那菊花瓣的笑容，透出她骨子里的善良、厚道和自尊，让我们感到亲切备至与发自内心的敬重。
她看看我，眼睛发亮地惊叫起来：“怎么是你？”是的，是我，那个常年为你写侨批的我。
她握着我的手好久好久，才发现我身边的两位男士。我先介绍我先生，待我再介绍另一位男士是远华时，她顿时惊慌失措，似乎难以置信。紧接着，紧紧握着远华的双手，只听娘惹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到：“他想你哟......他想你哟......”
那轻如哀鸣的两句，扣人心弦，禁不住热泪满眶。几十年来维系着他们既陌生又亲切的母子情缘，在那一瞬间——时光漫漫，岁月缓缓——激情的泪水和笑容，为他们的相逢、相认，留下更多的空间。
那一晚，远华让我明早为他将一万元港币换成印尼盾。他知道，这常年竭尽所能为他们中国母子寄侨批的娘惹婶，其现实生活并不很富裕。火叔早年留下的店铺，在政令无常、风雨飘摇中，早已难以持续。而她一个女性，硬是独自撑起了两个家。今五个儿女都已成家，家庭和谐，各自在担起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之余，都很孝敬她。
第二天，远华携同大弟弟一家，到父亲坟上拜祭。我也已备好远华所需的印尼币。随后，我们一起来与娘惹婶话别。远华把那一包的印尼币交给她收妥。正如所料，风烛残年的娘惹婶拒不肯收。但最后也拗不过我们的一再恳求，才颤巍巍地接下了那一份让她感到非常厚重、有温度、有情爱的馈赠。
时光匆匆。大约半年以后，那位以关怀为本、责任先行的娘惹婶，在她住了近一辈子的老宅里，在那扇小窗洒下的斑驳光影中，慢慢地，安详地，合上眼睛。
我接到她逝世的消息后，随即写信告知远华。这一次，我是写信，不是寄批。
后来，我也曾收到远华母亲的照片。照片里，那双松了绑的三寸金莲，双手拎着瓜果蔬菜，站在田埂边莞尔而笑，硬朗得很。再看看周边的满目青山，风和日丽，看来家乡的山水，着实养人。这位中国姐姐，最终以97岁高龄，安详离世。
第四章：且行且惜
写下这些陈年往事，一字一句，皆是我从岁月深处打捞起来的碎片。承载着太多跨越山海、割断时空的“情”和“义”，演绎着上世纪，在那特殊年代里，老一辈华人漂泊南洋，扎根异地，却始终心系家园的心路旅程。此时此刻，我心里沉甸甸的，仿佛还困在《阿嬷的情书》里那一扎一扎泛黄的“侨批”里，不能自拔，也不想退出。
日月轮回，沧海桑田，走过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感叹生命中的故事，一半在岁月里璀璨，熠熠生辉，一半在时光里消隐，再无踪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世间万物，本非我所有，却皆为我所用。珍惜生命里的每一次相遇。生命旅程，虽不完全是一路花香，但是，一定要且行且惜，不辜负时光，不辜负时代。
就像唐代诗人崔护留下的诗作：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2026 年 8 月 17 日 于 泗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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