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福建永定与龙岩交界的山村里，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刻。敌军封锁、据点密布，粮食药品难以补充，更棘手的是，熟悉部队内情的参谋长朱森，已经悄悄把枪口转向了曾经并肩作战的队伍。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很快调整部署。1934年12月，蒋介石撤销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军番号，改行绥靖清剿，闽西被划入第十绥靖区。卫立煌、李默庵等人调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沿会昌、瑞金、长汀一线修筑碉堡封锁线。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不求一次决战，而是以据点压缩活动空间，再依靠保甲、民团和地方武装搜山抓人。昔日的苏区被反复烧毁，村庄人口锐减，红军若继续集中作战，很容易被优势兵力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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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和省军区当时还有四千余人。1935年2月，毛泽覃率部抵达四都，曾建议放弃狭小地区，把部队拆成若干支队，转入闽粤赣边的深山打游击。万永诚却坚持固守，认为必须保住苏区，不能“东跑西跑”。

这场分歧，直接影响了部队命运。四千人的队伍被压缩在谢坊、汤屋、小金一带，补给逐渐断绝，伤员越来越多。到了4月，敌军从会昌、武平、长汀等地合围，红军虽然分路突围，仍因错失时机而遭受重大损失，万永诚于4月底牺牲。

真正保存火种的，反而是那些提前分散出去的队伍。张鼎丞奉命回到永定，以溪南为中心整顿地方武装；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分别在永定、龙岩、连城、宁洋等地活动，逐步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

这种斗争很苦，却更符合敌强我弱的现实。红九团曾在宁洋成达社、陈东坑、凤村一带建立纵横三百余里的根据地，红八团则在永定、龙岩周边不断袭扰敌军。部队规模不算庞大，但熟悉山路，依靠群众，能够打了就走。

有意思的是，闽西各支队起初互不统属，彼此缺少联络，敌人很可能各个击破。张鼎丞便派郭义为寻找红八团、红九团，试图把分散力量联合起来。1935年4月，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个主力营抵达永定，与张鼎丞等人会合。

会师并不意味着安全。部队刚在大阜山休整，国民党军便突然袭击。永东游击队队长刘永生抢过机枪指挥反击，激战三个多小时，才将敌人击退。红二十四师主力营由五百多人减至一百多人，陈潭秋也身负重伤。

4月12日，闽西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永定赤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等分工负责，并把部队划为三个作战分区。会议不再强调集中固守，而是让各部独立作战，依托山区和群众长期坚持。

偏偏就在这个关键阶段，朱森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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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森原是湘军出身，1929年冬被红军俘虏，后来进入红军大学任教，1931年调往福建。凭借一定军事经验，他曾担任福建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后来又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这个职务，使他掌握了不少部队编制、交通联络和活动区域。

赤寨会议后，朱森前往龙岩白土寻找红八团。他以军政委员会名义写信，向邱金声索要三百块光洋。邱金声发现没有正式公函，而且数额异常，便没有答应。朱森见索钱不成，转而窥探红八团的后方据点，随后带着通讯员投奔李默庵。

叛变之后，他交出的不是普通情报，而是游击队的组织结构、兵力分布、交通路线和联络方式。李默庵据此组建所谓“游击纵队”，拨给朱森一个团的兵力，让他专门进攻龙岩、永定、平和一带的红军。

朱森先写信诱降方方、罗忠毅等人，见劝降无效，便带兵烧村、抓人、杀害群众。在永定湖雷一带，他曾制造惨案，一次杀害群众一百七十八人，连三岁儿童也未能幸免。原本保护过他的乡亲，反而成了他报复的对象。

叛徒带来的破坏迅速扩散。陈金才、郑兆桂、江利发等人先后投敌，部分基层干部和游击队遭到捕杀。1935年9月11日，朱森袭击红九团第一、第三营，团长吴胜负伤被捕，后来在龙岩就义。11月中旬，江利发又带敌军袭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造成“古木督”事件。

但游击队没有坐等瓦解。方方、魏金水组织狙击队，邱金声成立“打狗小分队”，专门追查叛徒和敌特。1935年6月，陈金才带人经过马山时落入伏击，藏进水沟仍被一名十五岁的游击队员活捉。其他叛徒或被惩处，或逃往外地，敌军的情报网很快受到打击。

白土遭到重兵驻扎后，红八团只留下十二人的小分队。他们夜间张贴标语、袭击哨兵、破坏碉堡，让敌军始终无法安心。朱森曾坐轿骑马耀武扬威，遭到游击队多次袭击后，也不敢再如此招摇，只能申请调离闽西。

1936年夏，闽西游击队重新发展起来，朱森被调往湖南部队任少校团附。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他逐渐退出军界。1946年退役后，他在湖南隐姓经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朱森被公安机关抓获，1952年1月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