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北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场外，解放军代表迟浩田接到贺龙交代的一件棘手任务：去找陈明仁，将军身上带着一把枪。

会场有明确规定，军队代表携带的手枪必须交由大会秘书处统一保管。大多数人都照章办理，唯独陈明仁仍把一支手枪带在身边。事情报到大会秘书处后，彭真没有贸然处理，而是转交解放军代表团。

这件事难就难在，陈明仁不是普通军官。他曾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949年在长沙率部起义，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将领。对这样一位有资历、有战功的起义将领，既要执行规定，也不能让他误以为组织是在有意刁难。

贺龙斟酌片刻，点了迟浩田的名字。他说：“你们年轻人去比较好。”话不长，意思却很清楚：年轻干部说话灵活，少一些上下级之间的拘束，也更容易把事情办得圆满。

枪的来历，颇有分量。

陈明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早年作战勇猛，脾气也出了名的直。1925年广东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他在淡水、棉湖等战斗中表现突出。后来攻打惠州，陈明仁率部冲上城墙，手里一边举着军旗，一边持枪作战。

据相关回忆，蒋介石当时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曾询问率先登城的人是谁。得到答复后，他对这名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明仁由此受到提拔，但他的耿直性格也始终没有改变。

1941年，陈明仁在云南抗日作战期间，因不满上级指责，当场撕下中将肩章。类似的冲突并非一次两次。他敢于顶撞长官，甚至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可在战场上，这种不怕担责的性格又常常变成一股硬劲。

1945年1月，陈明仁率部参加回龙山战斗。回龙山地势险峻，先前已有部队进攻失利。陈明仁接到任务后立下军令状，指挥部队组织敢死队，经过激战攻占山头。这场战斗使他声名更盛，也成为其军事生涯中颇为看重的一次胜利。

战后，蒋介石赠给他一支德国造镀金手枪，枪身刻有“蒋中正赠”字样。对陈明仁而言，这不只是武器，更是旧日军旅生涯和个人战功的见证。1949年长沙起义后，他仍一直保存着这支枪。

因此，陈明仁带枪参会，未必是有意违反规定。更可能的情况是，他把这件随身多年、意义特殊的物品当成了个人纪念品，没有马上想到会议的统一管理要求。

迟浩田前去交涉时，也没有摆出公事公办的姿态。据回忆，他先与陈明仁寒暄，随后才说明秘书处的规定：“陈军长，会议要求携带武器的代表统一上交，您是否带了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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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听后才想起此事，随即取出那支用红布包着的手枪，说：“我这里有一把，就交给你吧。”迟浩田没有多问，接过手枪后送交秘书处。事情办得很快，也没有让双方陷入尴尬。

贺龙得知经过后，对迟浩田的处理方式表示肯定。这个年轻干部当时只有三十多岁，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校军衔，是二十七军中较年轻的干部之一。

迟浩田的“年轻”，并不意味着缺少战场经验。1944年，他参加八路军，先后做过文书、通信员和班长。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胶高、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曾在城墙上俘敌，也曾在炮火中负伤后重新返回部队。

孟良崮战役期间，迟浩田头部被弹片击中，失血严重，仍坚持组织战斗。南麻战役中，他又遭受重伤，昏迷数日后才逐渐恢复。这样的经历，使他在军中形成了鲜明特点：说话谨慎，办事果断，遇到困难不轻易后退。

抗美援朝时期，他随部队入朝作战，在严寒和战火中继续接受考验。1959年，他以南京军区代表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也正因为有基层和前线经历，贺龙才认为，让他去处理陈明仁带枪一事较为合适。

这次看似细小的交涉，没有冲突，也没有训斥。枪被收存，陈明仁的体面保住了，会议规定也得到执行。军队内部处理复杂关系，往往不靠声音大，而靠分寸准。

迟浩田后来承担的任务更重。1977年，他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面对资历和学历上的压力，他一度担心难以胜任。邓小平曾鼓励他大胆工作，承担起年轻干部应负的责任。

1987年，迟浩田被任命为总参谋长。1988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支在会议上被暂时收存的手枪，见证的是陈明仁一段旧军旅生涯；而那次谨慎而利落的交涉，则成为迟浩田军旅道路上一件并不起眼、却很能说明其处事风格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