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初，德国波茨坦，新任命的外交官把一份承诺带回柏林：无论奥匈帝国准备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站在它身后。这份后来被称为“空白支票”的保证，比萨拉热窝街头的枪声更能说明问题。威廉二世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欧洲长期对峙的缝隙中，看到了摊牌的机会。
真正改变德国外交方向的，是1890年俾斯麦辞职。威廉二世在1888年即位，时年29岁；两年后，他迫使这位经营欧洲平衡多年的宰相离开。俾斯麦最担心德国同时面对法国和俄国，因此尽力维持与俄国的关系。威廉二世却更相信军力和个人判断，德国外交开始从谨慎结盟转向主动扩张。
有意思的是，威廉二世并不是单纯憎恨某一个国家。他出生时因难产留下左臂残疾，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这种家庭关系没有阻止英德竞争，反而让王室亲缘与国家利益形成强烈反差。德国工业迅速发展，海外市场、殖民地和海上通道都需要保护，皇帝于是把目光投向海军。
1898年和1900年，德国先后通过舰队法，在提尔皮茨推动下扩充战列舰。海军建设得到军方、工业资本和民族主义舆论支持。威廉二世相信，德国只要拥有一支足以威慑英国的舰队，就能获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
但英国看得更直接。这个岛国的粮食、原料和殖民地联系都依赖海运，任何可能威胁北海航线的力量，都会被视为战略危险。1906年英国建成“无畏号”战列舰，传统舰队的技术标准被重新改写，英德海军竞赛随之升级。德国每增加一艘主力舰，英国便要重新计算本国的安全边界。
德国驻伦敦的外交人员曾提醒本国：“舰队越大，英国越难放心。”这句话没有阻止造舰，反而被强硬派视作软弱。1912年，德国继续扩大舰队规模，英国与德国之间通过谈判缓和矛盾的希望基本破灭。英国转而巩固与法国、俄国的合作，欧洲逐渐形成三国协约与德奥同盟对峙的局面。
问题还在于，德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好一场长期大战。它的陆军训练和铁路动员十分出色，却面临两线作战难题：西面是法国，东面是俄国。德国总参谋部制定的施里芬计划，本质上要求迅速击败法国，再调兵东进。一旦危机失控，外交上的每一次强硬表态，都可能被军事计划推着向前。
巴尔干半岛正是最危险的缺口。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众多，塞尔维亚则试图扩大南斯拉夫民族影响力。维也纳担心塞尔维亚成为境内斯拉夫人的旗帜，双方矛盾并非一日形成。俄国以斯拉夫保护者自居，法国又与俄国结盟，奥匈帝国若单独出兵，很可能把自己拖进更大的冲突。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在萨拉热窝遇刺。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者，属于与塞尔维亚相关的秘密网络，但这并不等于塞尔维亚政府直接下令实施刺杀。事件提供了证据和借口，却没有自动决定战争。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年事已高，国内还受到匈牙利方面牵制。匈牙利首相蒂萨担心吞并塞尔维亚会增加斯拉夫人口，反对仓促开战。可德国在7月初给出的保证，使维也纳相信：即使俄国介入，德国也会支持奥匈帝国。
威廉二世在文件上写下“现在，或许永远不会”，随后又一度认为塞尔维亚已经作出让步，可以暂缓行动。这种摇摆恰恰暴露了他的性格：既想借危机改变欧洲格局，又低估了总动员时代的连锁反应。德国的支持让奥匈帝国更敢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
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大范围调查和压制民族主义组织。塞尔维亚几乎全部接受，只保留了涉及主权的部分条款。维也纳仍在7月28日宣战。俄国随后为支援塞尔维亚展开动员，德国在8月1日向俄国宣战，8月3日向法国宣战，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后，英国于8月4日参战。
因此，威廉二世并不是凭一己之力“制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把长期积累的矛盾推过临界点的重要人物。军备竞赛、殖民竞争、民族主义、同盟体系和动员计划，早已把欧洲变成一座装满火药的仓库；萨拉热窝的枪声，只是点燃了引线。即使没有这起刺杀，下一场危机仍可能出现在巴尔干，或出现在英德海军对峙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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