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停火与霍尔木兹海峡命运未卜的背景下，伊朗的普通家庭正在经历另一种变化：拉什特的一位女士开始精打细算地给猫喂食；德黑兰的一位女子在凌晨三点被自己的心跳声惊醒；卡拉季的一名男子在广告公司结束白天的工作后，夜里继续在网约车平台上接单。对于伊朗人来说，战争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伊朗经济几乎瞬间陷入危机。石油出口大幅减少，日常生活所需的进口商品也被阻断，从药品到牲畜饲料无一例外。尽管伊朗政府动员支持者上街高唱胜利，民众的生活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
一切始于一项临时停火。停火原本对德黑兰有利：战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制裁有所缓解。政权内部的强硬派不愿接受这一局面。威胁和停火违反行为导致华盛顿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封锁也随之恢复。伊朗如今既非战争状态，也非和平状态，局势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但无论未来如何，普通家庭面临的困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卡拉季的夜晚依旧闷热。普亚开着车缓缓前行，眼睛紧盯手机屏幕，等待下一位乘客。由于他所在街区的无线网络不稳定，他只能依赖手机流量上网。他不时用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白天在德黑兰北部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夜里还要开车接单。他去年从德黑兰搬到卡拉季，因为首都的房租已不再可负担。告别时，他匆匆忙忙，几乎带着歉意，因为刚接到新订单，而第二天一早还得回办公室。
沙卜南住在拉什特市中心广场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她是作家兼译者，曾在大学任教，后来因谈论一首有争议的诗作，被以“有伤风化”为由开除。通话时，她压低了声音：丈夫正在隔壁房间主持写作工作坊，她不想打扰他。她说，有些夜晚，街上仍能听到歌颂战争的史诗歌曲。
玛埃德住在德黑兰，浅绿色的房间墙壁与她声音中的不安形成鲜明对比。她是一名戏剧演员，但5年前因反对强制佩戴头巾和审查制度离开舞台。自战争开始以来，她一直失业。她会在凌晨3点醒来，不是因为爆炸声——至少在德黑兰，战争似乎已经结束——而是因为自己的心跳：“像一只被锁住的鸟。我只能一动不动，让它慢慢平静下来，同时问自己，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这三个人，三座城市，都是这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的一部分。战争摧毁的不是前线，而是他们各自的家。三人都在无人追问的情况下提到同一个问题：停电。停电常常持续数小时，彻底打乱他们的日常安排，连这些通话本身也会被打断。普亚说：“收入没变，开支却涨了3倍。支出是按美元算的，但收入还是里亚尔。进账和花销之间已经完全失去关系。”
战争前，拉什特曾是伊朗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集市热闹，周末外出聚餐也很常见。现在，沙卜南说，出去吃饭几乎消失了：“也许一个月一次。”她照顾着街区里一只流浪猫皮舒克，某种意义上像是它的养母。“我给它放食物时，会突然想自己是不是给多了。我会去数它吃了几口。”说这话时，她笑了，笑里带着难以置信，也带着无奈。她说，连一只猫的口粮都变成绝望的计算，这件事本身就荒诞得可怕。
在一个红绿灯前，普亚把手机镜头转向刚刚驶过的一块广告牌。上面的广告语是他写的。那一瞬间，他的声音有些不同，几乎带着一点自豪。但很快，他又回到那份越来越长的“买不起清单”上——咖啡、外出就餐、咖啡馆，还有一件更能说明崩塌程度的事：“我的骨质疏松药，要么买不到，要么就是变得很难买。”当一个30多岁的人已经负担不起药物时，危机就已经蔓延到了健康层面。
战争和海上封锁打击的并不是政权本身，而是职业中产阶层——也就是“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走上街头的那批人。沙卜南、玛埃德和普亚都属于这一阶层。如今，他们都在失去积蓄，不得不寻找第二份工作，或者忍受饥饿。他们失去的，没有一样是奢侈品，而是正常生活最基本的部分。
战争的代价不只是经济上的。“它在我和老朋友之间撕开了一道很深的裂缝。”玛埃德说，“有些人我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这场战争的火烧毁了我们友谊的翅膀，也逼着人们选择一个阵营，像暴力戏剧里的木偶一样挂在上面。”战争开始两周后，她和一个一直向她表达爱意的男人见了面。不到10分钟，对方就冲她喊道：“你怎么会蠢到反对这场战争？”“我当时真希望自己能消失。”她说。
在拉什特，沙卜南经历的是另一种情形：“我远远认识一些支持战争的人。但我也亲眼见过有人享受战争，走上街头为它高喊。大多数都是政权支持者。”普亚的看法则不同：“战争让人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它。”
近几个月来，一些分析人士曾写道，战争催生了民族团结。但沙卜南、玛埃德和普亚用三种不同的声音讲述了同一个事实：这种团结只存在于一个很小的激进圈子里。沙卜南不断缩小的餐桌、玛埃德被烧毁的友谊、普亚深夜开车的生活里，存在的只有裂痕，或者至多是一种共同承受的痛苦。
这或许是这场战争留下的最深伤口：对自由梦想的摧毁。一个曾为反对强制头巾和审查制度抗争5年的女人，如今说，她已经放弃了“人人都能拥有民主”的想法。不是因为政权，而是因为战争，因为断网，因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共情本身被切断了。
玛埃德正在准备博士考试。她说，读书是她如今唯一还能从中找到一点平静的事。在这一切之中，这只是一个很小、近乎固执的动作：继续为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否会到来的未来做准备。最后，她提出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问题：“难道我们不都是‘神圣人’吗？”她借用了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概念，指的是那种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即使被杀也不被算作犯罪的人。这是她对当下伊朗的判断：一个人，简简单单地变得不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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