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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67岁男子和保姆同居11年每天20块，分手时，男子：他不需照顾

我坐在居委会调解室的塑料椅子上，手心全是汗。对面的阿芳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那件碎花棉袄还是前年我陪她在七浦路买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调解员老周端着搪瓷茶杯，来回看了看我俩，叹了口气。

“老陈，你再考虑考虑，毕竟十一年了。”

十一年。我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从2005年那个秋天开始，一帧一帧地过。那年我五十六岁，老伴走后的第三年。女儿嫁到了苏州，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我住在老闸北这套一室半的公房里，厨房的灯坏了半个月，我愣是踩着板凳换了三次灯泡都没弄好，最后只好就着客厅的光做饭。

老赵介绍阿芳来的时候，说她是从安徽来的，男人早些年病没了，儿子在老家念高中，出来做保姆贴补家用。四十六岁，利利索索的一个人，话不多，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陈大哥，你放心，我干活儿仔细。”她第一天来，把我那油乎乎的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又把我积了两季的厚窗帘拆下来洗了。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上了热乎的萝卜炖排骨，她还在汤里撒了把枸杞，说冬天吃这个养人。我当时想，这二十块钱一天，花得值。

最开始真的是干干净净的雇佣关系。她早上七点来，晚上六点走，中间给我做两顿饭，打扫卫生，有时候陪我去社区医院量个血压。我每个月按时把钱点给她，她总是数一遍，折好放进裤子内侧的口袋里，说是要给儿子攒学费。

变化是哪天开始的，我说不清。也许是我感冒发烧那回，她守到半夜没走，用凉毛巾给我敷额头。也许是那年春节她没回老家，我留她吃了顿年夜饭，两个人对着电视里的小品干笑。后来她回去得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不走了，就睡在客厅那张折叠沙发上。再后来，沙发搬进了里屋，她的牙刷出现在我的杯子里。

我没跟女儿说。女儿每次打电话来，我还是说“保姆天天来，好着呢”。女儿在电话那头说“爸你找个人作伴也行”，我就含糊地应着。可阿芳这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她也不算是我老伴，要是跟女儿说我和保姆住一块儿了，女儿那脾气，非得从苏州杀回来不可。

同居这事儿，就像煮在锅里的粥，咕嘟咕嘟慢慢稠了，你都不知道水是什么时候收干的。阿芳不再按月拿那六百块钱了，我给她她也不要，说放我这儿一样。可家里的开销都是我来，菜钱、水电煤、逢年过节给她买件衣服，我心里有本账。她说她儿子考上大学了，要交学费，我从存折里取了两万给她。她说老家房子漏雨要修，我又给了一万五。这些钱我没记过，她也从来没打过欠条。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得像弄堂口那棵梧桐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直到我六十岁退休那年，女儿回来给我过生日，才头一回撞见阿芳穿着睡衣在厨房煎蛋。

那天闹得翻天覆地。女儿把蛋糕摔在地上，指着阿芳问我：“她是谁？爸你糊涂了？她才多大？图你什么？图你这一室半的老破小？图你一个月四千块的退休工资？”

阿芳躲在厨房没出来，锅里的煎蛋糊了，满屋子都是焦味儿。我坐在沙发上，感觉血压往头顶上冲，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出一句：“她照顾我这么多年……”

“照顾？”女儿冷笑，“爸，她是保姆！你给她开工资的！别搞不清楚！”

那之后女儿走了，半年没打电话来。阿芳也收拾东西说要回老家，我没让她走。我站在门口堵着，老胳膊老腿的，自己也觉得难看，可就是不想让她走。我说：“你别走，咱们就这么过，以后我那份房子，有你一半。”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许了这样的诺。也许是因为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上厕所，看见阿芳坐在客厅黑咕隆咚的沙发上抹眼泪。她听见动静，赶紧用袖子擦脸，说没事，就是儿子在学校谈女朋友了，多要五百块生活费。

我就受不了她这样。什么都自己扛着，天塌下来也不吭一声。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就这么着吧，反正也没几年好活了，有个人在旁边，比什么都强。

女儿后来还是回来了，毕竟我是她爸。她再不提阿芳的事，可每次来脸色都难看，坐在沙发上跟阿芳连眼神都不对。阿芳就更沉默了，做饭端菜都轻手轻脚的，像家里多了个透明人。可女儿一走，她又活过来，话也多起来，问我明天想吃清蒸鱼还是红烧的。

我以为日子就能这么稀里糊涂过下去，直到去年我查出心脏有问题，装了两个支架。

住院那半个月，阿芳天天来，从家里煲了汤带过来，用保温桶装着，坐一个钟头公交车。我女儿也来了，在病房里碰见阿芳，两个人客客气气地说了几句话，女儿甚至叫了声“芳姨”。我当时躺在病床上，心想总算雨过天晴了，这俩女人之间那层窗户纸，总算叫我这场病给捅破了。

出院那天，女儿在病房门口拉住我，压着嗓门说了句话，像根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爸，我问了隔壁床家属，阿芳跟他们说，她是咱们家请的护工，一天三百。”

我愣在原地。一天三百。那她跟我这十一年，每天二十块算什么？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靠在窗边想了一路。想起来阿芳每个月固定有一天要出门，说是去银行给儿子打钱。想起来她手机总是背着我接，有回我听见她说“快了快了，再等等”。想起来去年她突然烫了个头，买了两件新衣裳，我开玩笑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她笑着说老家的姐妹要来上海玩，想让她带着逛逛。

老家哪个姐妹？她在上海十一年，从没见她跟哪个老乡来往过。

我没问。回到家她给我盛粥，问我要不要加勺糖，我说不用。她坐在旁边择豆角，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见她鬓角的白头发，比我认识她那会儿多了不少。我突然发现，她也五十七了。

那之后我心里像揣了块石头，不上不下的。我开始留意她的动静，开始算她跟我提过钱的次数。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她儿子从大学到研究生，学费生活费，她从我这儿拿走的，少说也有十几万。再加上老家修房子，给她妹妹家孩子看病，零零碎碎的，我那张存折上的数字，跟我退休那年比起来，只少了没多。

可我图什么呢？我问自己。图有人做饭洗衣裳？这些请个钟点工也能干。图晚上有人说说话？可这些年她跟我说的话，加起来也没隔壁老李跟他老婆一天说的多。每次我想聊聊年轻时候的事，她总是听着听着就打哈欠，说“老陈，明天再说吧，你该吃药了”。

图有个伴儿？我晚上起夜，从没见她起来扶过我一把。有回我半夜头晕，扶着墙走到客厅倒水，她在床上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句“又折腾啥”，接着又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埋怨我动静大吵着她了。

我这才慢慢琢磨出味儿来。我拿她当后半辈子的依靠，她拿我当个雇主，顶多是个长期的、能多刮出点油水的雇主。这十一年，我过得像个傻子似的，还美滋滋地以为这叫“搭伙过日子”。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上个月的事。我女儿在苏州那边给我找了个养老院，说环境好，有专业护工，离她也近。她把宣传册给我看，照片上干干净净的院子，老人坐在花园里下棋，看着确实不错。阿芳在旁边听见了，当时没吭声，晚上吃饭时说了句：“养老院贵着呢，你那点退休金，够吗？”

我说：“女儿说添点儿。”

她筷子顿了一下，夹了块排骨放进我碗里，说：“老陈，你就在家住着吧，我照顾你，不比去那地方强？咱俩这么多年了……”

要是搁以前，这话能让我感动半天。可那天我听着，心里头像被人浇了盆凉水。我没接话，低头把那块排骨吃了，骨头嗦得干干净净。

真正让我拿定主意的，是上个礼拜六。我出门遛弯回来，提前了半个钟头，钥匙转开门，听见阿芳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可窗户开着，风把话送进来：“……妈再等等，老头说了房子有我一半，等他真不行了……急什么，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我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哐当一声。阳台上声音戛然而止。阿芳走出来，脸上堆着笑：“回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角那堆起来的褶子，看着围裙上那块洗不掉的酱油渍，突然觉得这张脸陌生得很。我说：“阿芳，你收拾收拾，走吧。”

她愣了。“你说什么？”

“我说你走吧。”我坐在沙发上，手搁在膝盖上，挺直了腰板，比我这几年任何时候都坐得直。“你不用照顾我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她脸色变了，嘴角抽了抽，挤出一句：“老陈你胡说啥呢？你心脏才装支架……”

“我心里清楚。”我打断她，“阳台上我听见了。阿芳，十一年了，你一天二十块，我当你是老伴。你呢？你当我是什么？提款机？”

她嘴唇白了，站在那里，围裙带子在身后打了个结，怎么看怎么像个受委屈的老实人。可我已经不被这模样骗了。这些年她就是用这模样，一点一点把我口袋里的钱，把我那点念想，全掏干净了。

“我……”她想说什么，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咱俩好聚好散吧。”我站起来，走到里屋，把她的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那箱子是我四年前给她买的，说是回老家方便用，她一直没用过，说怕一用就真的回去了。“你的东西，自己收拾。”

她没动，站在客厅中央，手指绞着围裙，眼圈红了。可那红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的红让我心疼，这回落在我眼里，就像下雨天墙上洇开的水渍，看着湿乎乎的，实际上什么用都不顶。

“老陈，你不能这样。”她声音颤着，“我照顾你十一年……十一年啊……我图你啥？我图你一个心脏有病的糟老头子？”

“你不图我房子吗？不图我这十几年攒的那点棺材本？”我把存折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给她看，“三万二。就剩这么多了。你儿子买房，你从我这儿拿了八万，你自己记得吧？你妹妹家盖房，你拿了五万。还有你上回说你侄子出事，我又给了两万。十五万，阿芳，我这退休工资，十一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出十五万来。”

她不说话了。眼泪终于是掉下来了，可我不知道那眼泪是为我掉的，还是为她自己那点小算盘落了空掉的。

那天晚上她没走。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把行李箱摊开又合上，合上又摊开。我在里屋床上躺着，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听见她擤了三次鼻涕，听见她给谁打了电话，压着嗓子说“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她来敲我门。我开了，她眼睛肿着，头发乱糟糟的，跟平时那个利索的保姆判若两人。她说：“老陈，我走可以，可我这十一年，不能白干。按市场价，住家保姆一个月四千，一年四万八，十一年你算算，你得给我这个数。”

我差点气笑了。“一天二十，是你自己定的。这十一年咱俩什么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现在又跟我算保姆的钱？那行，我跟你算算房租，这房子虽然小，一室半租出去一个月也得三千吧？你住了多少年？我还没跟你算水电气呢。”

她噎住了，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那模样让我想起十一年前她头一回来我家，怯生生的，站在门口不敢进来的样子。可那会儿她是真怯，这会儿是装的。这十一年，我早把她看透了，就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后来闹到居委会。老周调解了三天，阿芳咬死了要五万，说她老了，回老家没着落。我咬着三万，多了没有，就剩这点棺材本。最后老周打圆场，四万，写了协议，签字画押。钱从银行取出来那天，阿芳点了一遍，拿报纸包了，塞进她那个用了十一年都没换过的布包里。

她走的时候，天下着小雨。她拖着行李箱站在弄堂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出去送，站在窗户后面看着。她头发淋湿了，贴在脸上，背影佝偻着，跟十一年前那个利利索索的女人，判若两人。

她等了会儿，大概是等我出去说句软话。我没出去。我知道我一出去，这四万块又得打水漂，往后还得被她攥在手心里。我承认我自私了，可我都六十七了，总得给自己留条活路吧。

她走了。拐过弄堂口那个修鞋摊子，再没回头。

家里一下子空得厉害。冰箱里她临走还包了顿饺子，韭菜猪肉馅的，冻了满满一抽屉。我煮了一碗，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咸的。饺子还是那个味儿，可吃饺子的人就剩我一个了。这十一年，我以为两人过得跟一个人似的，其实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在过日子，她不过是那个在旁边看着的人，偶尔伸把手，帮我把日子拾掇得光鲜些，然后从光鲜底下掏走她想要的东西。

女儿从苏州赶回来，帮我收拾了屋子。她把阿芳用过的东西全扔了，枕头、被套、毛巾，连她常坐的那把藤椅都搬到了楼下垃圾站。我没拦着，看着空出来的地方，心里也空了一块。那块地方住了十一年的人，说没就没了，连根头发丝都没剩下。

“爸，”女儿坐在我对面，端了杯热水给我，“我给你在苏州那边看好了，下个月就搬过去吧。”

我点点头，没说话。窗外的梧桐树又开始落叶了，金黄金黄的，铺了一地。我记得阿芳刚来那年秋天，也是这光景，她每天拿把大扫帚在弄堂里扫落叶，扫得满头汗，邻居都说老陈家请了个勤快人。

勤快是真勤快，可勤快底下藏着啥，我这糊涂老头用了十一年才看明白。

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床是前年换的，阿芳说原来那张弹簧坏了，睡得腰疼。新床买回来，她铺了厚厚的棉褥子，说老陈你腰不好，得睡软乎点。我摸着旁边空荡荡的半边床，冰凉冰凉的。这十一年，她睡这半边，把暖气都睡足了，人一走，连那点热气都给带走了。

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客厅，看见藤椅搬走后留下的印子，地板上一圈浅浅的灰。我蹲下来用手擦了擦，想起阿芳坐在那藤椅上择菜、剥毛豆、给我织毛线袜子的模样。那袜子织了三双，我脚上还穿着一双，后脚跟磨了个洞，一直没补。

人呐，就是这么奇怪。明明知道她惦记的是你那点东西，可想起她来，脑子里全是好。她给我煮的那碗姜汤，她半夜起来给我盖的被子，她笑着叫我“老陈”时候嘴角那颗小痣。那些年岁里头的暖和气儿是真的，她掏我口袋里的钱也是真的。两样都是真的，搁在一块儿，就把人弄得不知该恨还是该念。

我坐在黑咕隆咚的客厅里，忽然想起来她走那天说的话。她说：“老陈，你就不能当我是为了钱吗？可这十一年，我也搭进去了呀。我搭进去的，你不认吗？”

我当时没理她。现在夜深了，我倒想起这句话来了。她搭进去什么了？搭进去十一年光阴，搭进去一个女人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日子。那十年，她明明可以在老家找个踏实男人过日子，非在我这儿耗着，图什么？图我那点退休金？还是图我这破房子？

可她要真只图钱，头几年就该走了，犯得着等十一年？她儿子读完研究生了，房子也买了，她才开始急。前头那七八年，她确确实实在照顾我，把我那高血压高血脂调理得稳稳当当的，把我那冷清清的屋子收拾得有人气儿。

想着想着，我靠在沙发上迷糊过去了。梦里阿芳还在，围着那条蓝碎花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回头冲我笑：“老陈，排骨炖好了，你尝尝咸淡。”我凑过去喝汤，烫了嘴，醒了。客厅还是空的，厨房灶台凉着，那锅排骨早就吃完了，碗筷都洗干净摞在柜子里，是女儿临走前收拾的。

天快亮了。我站起来，腿麻了，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窗户外头，清洁工在扫梧桐叶，哗啦哗啦的，跟那些年阿芳扫地的声音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