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可称“民国第一杀手”，当时的江湖上尊其为“九哥”；他安徽合肥人，1889年出生，早年当过私塾先生，后组织社会党，被北洋军阀政府称为乱党、下令通缉，遂流亡上海，走上职业杀手之途。
王亚樵的成名源于斧头帮。1921年，王亚樵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后，一名皖籍工人遭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工人前往索要，反遭毒打；王亚樵得知后，当即前往铁匠铺打造了一百把斧头，率百名大汉、冲进资本家的大院中讨要说法，吓得资本家连连道歉，当即赔付工人全部工资。
这里有个不完全名单，是曾被王亚樵策划刺杀（含未遂）过的人：
-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
1928年8月18日，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1931年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1931年7月23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
1935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
1935年12月25日，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
更值得圈点的是王亚樵还多次暗杀过日本侵华军驻沪的部队首脑，如：炸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重伤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沈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上海滩风云人物，青红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等都对王亚樵客气三分，只要王亚樵在某处出现，黄、杜两人必绕路而行。
王亚樵个性极具传奇色彩，这里略具两三事例。他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前行，并堆出一副谄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亚樵破口大骂：“混账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一言不发，抱头鼠窜。
还有一次在上海霞飞路的一次会议上，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个子矮小、王亚樵就站在凳子上抽了杨虎两个嘴巴。这位拥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丢了东北三省去上海休养，住在杜月笙府上。王亚樵就在杜月笙门前放了一枚拆去引信的炸弹，让他转告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以上三条务必择一而行，否则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
杜月笙深知王亚樵的厉害，劝张学良早日离开上海；张学良深感恐惧，立时离沪。王亚樵曾五次刺杀蒋介石；1936年，王亚樵庐山刺蒋行动失败后，蒋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猎杀王亚樵，数额超对中共领导人毛先生、朱德、周恩来三人的悬赏总和。
王亚樵和共产党素无往来，他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和中共没有共同之处；但是，骨子里同情弱者的他、对中共始终抱有同志之心。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手下干将华克之向王亚樵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亚樵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克之转递，使中共《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
1936年，王亚樵曾派人携自己亲笔信去延安方面联系，决定投靠共产党。1936年10月20日，军统暗杀组组长陈质平率人将王亚樵暗杀后，军统内部文件《关于暗刺王亚樵经过的报告》记录了这样的文字：“据来自梧州的可靠情报称：王亚樵在临死前，曾密派两个安徽人余亚农、张宪庭潜往陕北匪区，暗合毛共。据信，王亚樵准备投奔陕北共匪的要求，已经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毛泽东的批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军统行动迅速，抢在王亚樵即将投共之前，将这一危害政府的要犯行刺成功，此乃委员长决策英明所致……”
王亚樵死后，其手下兄弟华克之、余亚农、余立奎、郑抱真等人全都奔赴延安。解放后，郑抱真任安徽省合肥市长、省政府秘书长，余亚农任安徽省副省长，余立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华克之大部分时间驻澳门、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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