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
一个县名，可以用多久？
山东莒县的答案写在一个容易读错的字里。“莒”（jǔ）字在古汉语中专指周代诸侯国莒国，此后几乎不再单独使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莒县。一个为地名而生的字，在口语中消失了十几个世纪，却始终标记着这片土地。
河南修武的答案写在地图上。相传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途中遇暴雨三日，大军在宁邑驻扎“修兵勒武”，宁邑从此改名修武。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时，修武首批置县。三千多年后，高铁票上印的还是这两个字。
河北涿鹿的答案则写在更古老的土层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之名，与中华文明的起点叠印在一起。
这样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县，全国有800多个。2004年底，民政部启动“千年古县”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依据置县千年以上、专名沿用千年以上、地名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三项核心标准，从中遴选出99个。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副秘书长禚晓军参与了组织工作。他介绍，千年古县认定不是普查式登记，而是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精选能代表中华文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特质的典范，以示范引领带动更多地方守护文化根脉。
从空间分布到地名内涵，从行政沿革到当代活化，每一个千年古县都是一枚“时间的茧”，包裹着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密码。
名藏经纬
我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99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但如果将这99个坐标放到地图上，可以看到它们不是随机散落的点，而是郡县制两千余年未曾熄灭的“制度坐标”。
华北平原高度密集，河北17个、河南13个、山东13个，三省合计占总量近半；沿黄河上溯、顺长江而下，坐标散布于山西、陕西、江西、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十余个省份，文明从核心区向外辐射的路径清晰可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分析这一格局的成因在于，中原腹地作为历代王朝的粮仓与统治中心，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始终是重点经营的地区，行政稳定性极高。这种以中原腹地为核心，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呈扇形展开的分布，本身就是一部“郡县制中国”的版图扩张史。
99个坐标在大地层面锚定了文明延续的稳定基点，但更深刻的维度写在这些名字里。一个千年古县的县名，可能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史。
有些名字描摹了山川地理。河北井陉，《太平寰宇记》载：“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故谓之井陉”。“陉”指山脉中断处，井陉正位于太行八陉之第五陉，是穿越太行山连接华北平原与汾河盆地的咽喉要道。秦置井陉县，专名延续两千余年，因为这个名字标记的不只是行政边界，更是大地本身的骨架。
有些名字浓缩了经济治理逻辑。浙江海盐，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县治几经迁徙，唐开元五年迁至今址，但“海盐”二字从未更改。地名在这里不只标记地理，更标记了古代中国盐铁官营制度的空间痕迹。
有些名字藏着文明的深层密码。河南汤阴，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置荡阴县，因位于荡水之南得名；唐贞观元年（627年）因“水微温”改荡水为汤水，荡阴遂为汤阴。这个豫北小县汇聚了三位影响深远的文化人物：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城，推演《周易》；岳飞出生于此，“精忠报国”刻进民族记忆；相传扁鹊行医至此遇害，百姓将其安葬，地名遂称“伏道”。哲学思辨、家国伦理、生命关怀，三种文明基因叠印于同一个地名下。
历史地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华林甫介绍，地名从分类而言，大类分为自然与人文两类，细分为二十四小类。以99个千年古县的县名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山川地理型，约占四成，井陉即为典型代表；其次是历史事件型，约占一成半，修武属此类；经济物产型与祥瑞寓意型各约占一成，前者如海盐、陕西米脂，后者如福建德化；其余则归属其他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地名，共同构成了千年古县的文化坐标系。
华林甫还谈到，中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因山为名”“因水为名”是最普遍的命名规律，《谷梁传》早有“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方位命名原则，东汉应劭更归纳出“取其嘉名”的地名思想。井陉、海盐的名字正系于大地山川与物产，属于最稳定的一类。
禚晓军告诉记者，在千年古县的认定标准中，“专名沿用千年以上”是一道硬门槛。部分古县历史悠久，但因封建王朝避讳、统治者的政治考量等原因改名，导致专名中断而未能入选。
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入选的千年古县，其地名的历史深度远超行政建制的历史。如前所述，“涿鹿”之名见于《史记》，但作为县级政区直到北周武帝时才正式设置，此后历经唐宋的州郡更迭、元明的路府转换，县名虽曾有更迭，但“涿鹿”作为地域名称延续至今。
在禚晓军看来，地名是文明演进中层层沉积的“年轮”。99个千年古县，以县名为“年轮”，将山川地理、经济物产、历史事件、治理传承层层叠压在同一片土地上，每一道年轮都是一段文明的印记。
制续千年
县名沿用千年之外，一个古县跨越千年，还取决于县级建制的延续。这是继地名之后，审视千年古县的另一个关键。
华林甫认为，理解这一问题，需区分“地名”与“地名学”。他说：“地名是荷花开了花，地名学是研究荷花下面的根，根连着历史地理学。”县名之下，是行政区划的沿革、地理环境的变迁、人口迁徙的轨迹、文化交融的脉络。
陕西南郑即是典型。南郑之名始于春秋，一说因“郑人南奔”得名，一说为区别于关中郑县而称“南郑”。公元前451年秦左庶长修筑南郑城；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后，秦夺楚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辖南郑县，成为陕西置县最早的县之一。此后两千余年间，南郑历为汉中郡、道、府、县治所，县名始终未改，辖区范围也大体稳定。
赵现海受访时特别阐释了“县”这一行政单位的特殊意义。在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中，县是最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它直达民众，辖区范围、治所位置往往与山川形便、风俗物产高度契合，与自然地理具有很强的契合度。相比之下，州、府、道、省等高层级区划常因政治权衡而频繁变动。
南郑并非没有经历隶属更替。西汉、蜀汉时隶属益州，曹魏平蜀后始分置梁州，西魏一度改为光义县，隋复称南郑县。关键的转折在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陕西行省时，兴元路（汉中）被划归陕西行省，而非历史上惯属的四川行省，意在去掉四川的北部屏障、防止蜀地坐大。
这种“隶属变而县不变”的现象，恰恰印证了不同层级区划的不同命运。中央王朝在行政区划设计中，常在“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之间辩证取舍——前者尊重自然地理单元、降低治理成本，后者有意打破自然边界、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于是省、路、府这些高层级单元被反复重组、重新划界，而“南郑”这个县名及其辖区，却在一次次行政调整中延续。
县级建制的延续并不总以历史的深厚为凭。陕西作为周秦汉唐的建都之地、中华文明的腹心，入选的千年古县仅有韩城、米脂、南郑、岐山4个。受访专家表示，关中地区长期为京畿所在，政区设置直接服务中央统治，名称、边界随中央政治布局频繁变动，与地方州县“因山川形便而设”的逻辑不同。
以武功县为例，相传秦置邰县，东汉废邰县迁武功县治至此，北魏又废县置郡，北周再废郡复县——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一轮改名分合，因而未能获得认定。据《陕西省志》统计，仅关中在两汉之间就减少了15个县。而陕北开发更晚，直到宋代成为边防前线，才新增了大量由军堡城寨演变的政区。
赵现海将此置于更宏观的边疆地缘逻辑中审视，陕北、河西走廊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拉锯地带，县级建制随军事控制力消长而极不稳定；加之唐宋以后气候变干冷、经济重心南移，中原王朝对西北的控制成本随之增加，导致部分古县虽有深厚历史，却因行政建制中断或地名更改，没能满足千年古县的硬性指标。
华林甫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设置行政区划的国家，自春秋战国以来已延续两千余年，演变内涵丰富、线索纷繁、体系完整，在世界范围内罕见。千年古县的设废分合，正是这部政区演进史最直观的切片。
禚晓军告诉记者，认定过程中最难论证的是“区域稳定千年以上”这一项。一个县的名字可能没变，但它的管辖范围、文化地理单元在千年间是否保持了大体稳定，是专家鉴定时争论的焦点和考证的难点。
山东费县便是典型。费县春秋时为鲁费邑，西汉置费县，距今已两千余年。认定中专家们发现，费县辖区在历史上曾多次大幅变动，南北朝时期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唐宋之际又经历辖境收缩与扩张，需要依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历代地理志书，逐一核定其核心区域是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地理单元，才能确认其满足区域稳定的硬性要求。
赵现海说，不同于文物普查侧重考察实体遗迹的存续，千年古县认定更侧重于地名的稳定性与行政区划的连续性。郡县制的本质，是中央集权对广袤国土的空间编码。千年古县作为中华文明制度连续性的空间坐标，每一个置县千年至今的县，都意味着这片土地上的行政编码未曾中断，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延续了十几个世纪。
古韵今传
地名千年不变，而地名之下的世界日新月异。
福建德化，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置县，这个取“以德化民”之意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治理宣言。
德化陶瓷产业同样绵延千年。宋元时期德化青白瓷经泉州港远销海外，南宋“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德化瓷为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国白”诞生，瓷塑被欧洲皇室收藏，“德化”之名随瓷器走向世界。到了当代，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年陶瓷产业集群规模达76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县域产业形态几经迭代，而县名始终未改，成为这片土地上最稳定的坐标。这种跨越千年的文脉延续，使地名成为可以被“活化”的当代资源。
2023年以来，民政部持续推进“乡村著名行动”，以地名文化挖掘和地名标志完善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
以江西婺源为例，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置县，因“地近婺水之源”得名而沿用至今。近年来，当地以30个中国传统村落为试点，保留原有村落地名和空间格局，保留与地名相关的祠堂、牌坊、古道等物质载体，因地制宜命名乡村地名458条。同时，将地名标志与乡村旅游、徽文化、非遗等相结合，新增设置古色古香的特色地名标志牌715块，打造地名标志景观，为全域旅游增加文化看点。2024年全县接待游客2803.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76.2亿元，直接从事旅游人员突破8万人，间接受益者突破25万人。
类似的地名活化实践在多地展开。四川蒲江以地名赋能耙耙柑、猕猴桃、雀舌等地理标志产品，河北蔚县将县名与剪纸、打树花等非遗深度融合，安徽黟县以千年县名统摄宏村、西递等徽派古村落，广东潮阳区以古县文脉凝聚海内外华侨力量。地名从历史符号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文化标识与情感纽带，增强了当地群众的文化自豪感与凝聚力。
华林甫认为，地名活化并非当代的新发明。他说，沿革地理自肇始之初就怀有“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古代方志考订地名以资治理，今日让地名重新成为可用的资源，正是一脉相承的传统。
禚晓军表示，地名活化的价值不仅在于经济效益，更在于建立一种人、地、名之间的情感纽带。当本地年轻人通过扫码了解自己脚下土地的历史，当游客因为一个地名背后的故事远道而来，地名就完成了从行政符号到文化的认同。爱乡土，爱祖国，这正是文明延续的深层力量。
近年来，民政系统将千年古县的示范经验向千年古镇、古村落等八大类地名文化遗产延伸。2025年10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民政部表示已健全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建立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将6.8万个地名纳入保护范围。
与此同时，各省份的自主认定已成规模。四川已公布五批次省级地名保护名录，收录253个地名；广西累计认定省级千年古县36个；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已认定400多个省级“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禚晓军表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及各地的各项名录正越来越精准地反映中华地名文化的整体版图。
在华林甫看来，地名从来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注脚，而是中华文明延续性最直观的空间证据。他梳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脉时表示，从先秦《禹贡》等舆地文献，到历代正史《地理志》与方志，地名考订始终是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经世致用”之学中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传统。千年古县正是这一传统的活态样本。一个县名沿用千年不辍，本身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传统到当代持续生长的证明。
步入当代，千年古县的地名活化实践，正在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之“今”的深度衔接，它既是扎根本土学术脉络、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实践，更是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与地理空间的交织中，始终未曾断裂的生动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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