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不一致,以哪个为准?最高院的裁判规则很明确

作者：唐青林 赵佳星(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一、核心裁判规则

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不一致时，并非简单认定"谁优先"，而是遵循"内外分治"的核心裁判逻辑。核心裁判规则有四：第一，对外关系上，公司章程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经工商备案，具有公开公示效力，外部第三人仅能信赖章程公示内容，股东协议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二，对内关系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效力层级平等，需综合四项规则判断：约定优先（协议明确约定"以协议为准"的从其约定）、后约优先（以形成时间较晚的文件为准）、法定优先（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效）、实际履行优先（长期按协议履行的，以协议为准）。第三，对于公司法中"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任意性条款，股东特别约定必须纳入公司章程并备案，仅通过股东协议约定无法排除法律默认规则。第四，发起人协议与公司章程冲突的，发起人协议只有在不与章程相的范围内继续有效，被章程取代的部分不再具有约束力。

二、核心实务拆解

（一）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的本质区别

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法定必备文件，需载明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信息、组织机构职权等法定事项，经工商备案后具有公开公示性，修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协议则是股东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的合同性文件，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订立和修改，不具有公开公示性，仅对签署股东具有约束力。

二者功能定位不同：公司章程聚焦搭建公司基本治理框架，规范组织机构运行，保障对外交易稳定性；股东协议侧重细化股东之间的个性化安排，如创始人控制权设计、业绩对赌、退出机制等。但实践中，许多公司将二者混为一谈，要么过度依赖章程忽视协议的灵活约定，要么片面强调协议脱离章程法定框架，最终引发效力冲突。

（二）对外关系：公司章程绝对优先

涉及公司外部第三人时，基于公司章程的公开公示原则，应优先适用章程约定。外部第三人无法知晓股东内部协议，仅能通过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判断公司及股东的权利义务边界，公示效力应受保护。

例如，股东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限制条件严于公司章程，外部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司章程公示内容的信赖受让股权，且已依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应当认定其合法取得股权，股东协议的内部限制性约定不能对抗该善意受让人。若公司或股东以股东协议的约定为由，拒绝履行对外部第三人的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三）对内关系：四项规则综合判断

处理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时，效力优先级的判断更为复杂，需结合四项核心规则综合考量。

1、约定优先规则

若股东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内容与公司章程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法院通常认可该冲突解决条款的法律效力，优先适用股东协议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中明确指出，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内部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该约定属于股东意思自治范畴，在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债权人的担保功能、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有效。

2、后约优先规则

若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均未明确约定效力优先级，应以文件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判断依据，优先适用形成时间较晚的文件。后续订立的股东协议或修订的公司章程，可视为股东对在先文件内容的变更或补充，更能反映股东在特定阶段的真实意思表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明确认定，股东协议签订后，各方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该修改系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以股东协议约定更细致具体为由主张优先适用协议的意见，未获法院采纳。

3、法定优先规则

无论二者如何约定，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均无效。对于公司法中"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任意性条款，股东的特别约定需纳入公司章程并备案，方可排除法律默认规则；仅通过股东协议约定的，无法排除默认规则适用。例如，股东协议约定剥夺股东法定知情权、规避清算义务，该约定无效。

4、实际履行优先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还会结合争议发生前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判断效力优先级。若股东在长期公司运营过程中，一直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如按照协议约定分红、行使表决权等），即便该约定与公司章程存在冲突，且无明确的效力优先约定，法院也可能认定股东协议更符合双方的真实合意，进而优先适用股东协议的约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认为，虽有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但该决议未涉及争议事项的变更内容，股东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仍体现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对全体股东继续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发起人协议的特殊规则

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协议（设立协议）具有特殊性。《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可以签订设立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但设立协议并非随着公司设立完成就自动终止，而是可能在公司成立章程施行之后仍继续有效。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在专业分析中指出，发起人协议属于公司设立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只约束发起人，且发起人协议只有在不与公司章程相的情况下，其效力才不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在山东高院审理的一起经典案件中，发起人协议约定注册资本500万元，而公司章程登记为100万元，法院认定发起人协议中与章程明显不一致的部分已被章程取代，公司无权再依据发起人协议要求股东补缴出资。

（五）防范冲突的实务建议

为有效防范二者效力冲突，实务中应遵循"协同衔接、权责清晰"的核心原则：

1、核心条款同步化。将股东协议中涉及公司治理核心事项（如股权转让限制、表决权行使规则、股东会决策程序等）的条款，同步纳入公司章程并依法办理备案手续，实现内部约定与外部公示的统一。

2、明确冲突解决条款。在股东协议中约定与公司章程的效力衔接规则，例如"本协议未约定事项，适用公司章程规定；本协议与公司章程约定不一致的，除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外，以本协议为准"，为冲突解决提供明确依据。

3、合意转化规范化。当股东协议内容涉及公司组织运行、组织机构职权等组织性事项时，通过召开股东会形成有效决议，对股东协议的相关内容予以追认，将股东个体合意转化为公司全体意志，增强条款的执行力与约束力。

4、同步修订机制。在修订股东协议和/或公司章程时，若修订内容在二者均有涉及，建议同时进行修订，保持内容一致性。

结合20余年公司法领域的办案实践，唐青林律师认为，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的效力冲突，本质是民事契约自由与公司法定治理规则的平衡问题，并非简单的"谁大谁小"。许多企业在设立或融资时，签了股东协议却忘记同步修改章程，或改了章程却未更新协议，导致"内外两套规则"，一旦股东反目，纠纷不可避免。正如唐青林律师在其《公司章程陷阱及72个典型条款指引》一书中所总结的实务规则，基于大量因章程与协议冲突引发的股东争议案件，防范冲突的关键在于"核心条款同步化"和"明确冲突解决条款"，让内外规则同频共振，而非各行其是。

三、典型案例

A公司由张某（持股60%）、李某（持股40%）共同设立，设立时双方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张某出资600万元、李某出资400万元，但公司设立时直接套用工商局章程模板，章程中登记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张某出资300万元、李某出资200万元，双方未注意到协议与章程的出资数额不一致。

公司成立后，张某按章程缴纳了300万元出资，并出具了出资证明书。李某亦按章程缴纳了200万元。三年后，公司因经营不善产生债务纠纷，张某主张李某未按《股东合作协议》缴纳足额出资（仅缴纳了200万元，协议约定应为400万元），要求李某按协议补缴200万元出资款。李某抗辩称，公司注册资本和出资额应以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为准，其已按章程足额缴纳出资，无需再依据协议补缴。

法院审理认为：第一，公司章程经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第二，《股东合作协议》属于发起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只有在不与公司章程相的情况下，其效力才不被公司章程所取代。本案中，协议约定的注册资本和出资额与公司章程明显不一致，协议中关于出资数额的约定已被章程取代。第三，李某已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张某无权再依据发起人协议要求李某补缴出资。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某要求李某按股东协议补缴出资的诉讼请求。

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不一致，并非简单的"谁说了算"，而是需要区分内外关系、综合四项规则判断。对外以章程优先，对内看约定、看时间、看法定、看履行。与其事后花大价钱打官司，不如事前做好"核心条款同步化"和"冲突解决条款"设计，让内外规则同频共振。如您在公司章程设计、股东协议起草或章程与协议冲突处理方面遇到疑难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获取专业的法律支持。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