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铜钱的价值要看不同的年代，到底有多高？如果要问三国那位“大皇帝”（孙权谥号），答案可能是不咋值钱，老百姓嫌弃，还得倒贴熔铸费。
而在70多年前，它能抵300万元的债，到了现在价值反而更高，却难见到一枚真品。
时间，能给一枚“破钱币”镀上金。
沈子槎（右）和家人合影
民国时期，绸缎商人沈子槎是圈里出了名的“钱迷”，64岁才开始系统收藏古钱币，算得上收藏界的“高龄新人”。
他收钱有个讲究，不求多但求稀，什么赵宝重兴、祺祥通宝雕母之类的，尽是“奇珍”，凭借财力和眼力，迅速和张叔驯、陈仁涛等大家齐名。
晚年他先后11次向各地博物馆捐赠钱币10053枚，其中1959年向国博捐了3863枚连同一枚“大泉五千”，就是本文要介绍的传奇品种。
这枚钱币来源于1912年，浙江上虞修铁路时挖出一个窖藏，大泉五千被发现后迅速流向了杭州，最后被泉界高手程文龙收走。
真的很“破” 现藏国博
这就是“阔轮版”，外郭宽阔、文字略肥，老锈厚重，边角略有缺损。
因为铜质松脆，太破了无法直接捶拓，程文龙还特地翻砂仿制铅质钱拓制，写文出书，还将自己的上海房子命名为“大泉五千之室”。
程文龙去世后，其子程宗敬继承了这枚大珍，但1950年初因家道中落，不得已拿大泉五千作为抵押，向沈子槎借款300万人民币（第一套旧币）。
还有一种说法，程宗敬只是口头答应抵押，但一直没给实物，后来他无力偿还，沈子槎一看这人想赖账这还得了，直接把实物“强行”带走，也算是泉界一个趣闻。
拓片
这里有个细节，那时候的300万元是旧币，后来第二套人民币兑换比例是1比10000，实际上等于300元新人民币。
但也不少了，当时相当于普通职工的三五年工资，不过和这枚钱币的价值比起来，确实比较低，谁叫程宗敬“欠钱不还”呢！
之后发现的数量依然极少，每一枚都大有来头。究其原因，是三国时期孙吴缺钱，大帝决定把王莽当作“老师”，铸造虚值大钱。
大泉五百、当千、两千、五千，面值越来越大，仅次于莽泉国宝金匮直万，后果也不出意外的造成了通胀。
当千、五百、二千
以大泉当千为例，最重的早期铸品也仅相当于7枚五铢钱的重量，却要强制兑换1000枚五铢钱，这不通胀才怪呢！
所以后两种大面值根本推行不下去，史籍也没任何记载，孙大帝估计要面子没让记，作为曾在逍遥津附近上过班的合肥人，我表示理解（笑）。
赤乌九年（246年）孙权下诏废除大钱，收回熔铸为铜器，导致大泉二千存世较少，大泉五千更是稀世少有。
国博所藏的另一枚“大字接郭版”，出土于1935年的浙江绍兴，由大藏家戴葆庭捐赠，特点是文字贴近外郭、笔画纤细清晰。
国博藏“大字接郭版” 直径38.9毫米 重14.9克
此外，1987年陕西宝鸡博物馆征集到1枚，这是北方第一次见到，打破了“大泉五千只在江东出土”的老观念。
1995年，浙江绍兴市区辕门区挖出1枚细字版，文字更小更细，属于新版别。
2010年，湖南郴州梨树山一座西晋墓，出土了1枚大泉五千，它是头一回靠正规考古“科学出土”的，其他出土都是“民间发现”。
随葬的还有大泉当千和一批釉下点彩瓷器，连带着把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都往前推了。
湖南郴州出土品
再把民间传世的也算上（华夏拍过修补品），满打满算也不超过10枚，那具体的价值大概有多少呢？
修补的不算，2011年嘉德秋拍上过一枚，这是唯一上大拍的记录，估价20万到35万，但流拍了，原因是真伪还不太确定，卖家也不愿低价出。
2017年西泠上拍过戴葆庭手拓、王建训考释的《足斋泉拓》，里面有大泉五千、大泉二千等珍稀钱币的拓片，最终成交价36.8万元。
能查到的正规记录非常少，大多都是后世花钱，但也从侧面说明其价值高。
嘉德流拍的大泉五千
当年用300万元旧币抵债，70多年过去了，大泉五千的发现量依然少得可怜，如果现在有一枚完整品相的上拍，那肯定比以前高得多。
怎么说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百万级”！它在三国是失败的货币，如今却成为一币难求的大珍。
可见，眼下没人要的也未必一直没人要，别急着给任何东西定价，让时间来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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