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底，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汤恩伯盯着抽屉里的那封信，脸色很难看。信没有被拿走，字句也没有改变，可他凭经验判断，有人动过它。
这不是普通的失窃。写信人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内容涉及是否脱离蒋介石阵营，以及如何配合即将到来的局势变化。一旦泄露，陈仪危险，汤恩伯本人也难以脱身。
汤恩伯很快想到一个名字：毛森。
这个人并非普通军官。他是军统浙江系统的重要人物，抗战后进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担任第二处处长。所谓第二处，主要负责情报、侦查和保密工作。名义上是司令部机构，实际上却像一双安在汤恩伯身边的眼睛。
这枚钉子，是戴笠在1945年埋下的。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凭借受降和接收事务，重新掌握了相当力量。此前他在河南扩军过快，又因1944年豫中会战失利受到处分，虽然后来恢复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疑虑并未消失。
汤恩伯的问题，不仅在于打仗胜负，还在于他拥有形成独立势力的条件。抗战时期，他在河南控制大片地区，部队一度扩充到数十万人，地方军政、财政和人事都与之相连。这样的实力，足以让南京方面警惕。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并非黄埔嫡系，也不是蒋介石最早经营的核心将领。他出身浙军，后来投靠中央军，和陈诚、胡宗南相比，政治根基始终差了一层。可他的部队规模又不能忽视，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尴尬局面：蒋介石要用他，却不完全信他。
1945年秋，汤恩伯到上海负责第七受降区事务。上海是接收伪产、整顿治安和重新分配权力的关键地区，各方势力都在争夺地盘。戴笠亲自到上海活动，除了处理军统事务，也需要摸清汤恩伯究竟有多少想法。
据相关回忆，戴笠曾提醒汤恩伯，手中的兵不能太多，地方上的关系也不能太复杂，更不能让南京方面产生“尾大不掉”的感觉。汤恩伯听明白了，便问：“雨农兄，可有办法让我表明心迹？”
戴笠给出的办法很直接：让毛森进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
这不是一般的人事安排。毛森担任第二处处长后，既能掌握司令部内部消息，也能了解部队调动、人员往来和地方联络。汤恩伯若想做什么，毛森很难不知；汤恩伯若什么也不做，也必须接受这种监视。
汤恩伯当然清楚其中意味。可他没有拒绝的余地。赶走毛森，等于告诉蒋介石自己心里有鬼；留下毛森，至少还能证明自己愿意接受控制。权衡之下，只能把这名“监军”留在身边。
1946年第三方面军改编为第一绥靖区，毛森随之转任绥靖区第二处处长。后来第一绥靖区调往苏北作战，毛森不负责战场指挥，却掌握情报系统，并在上海、苏南一带经营特务网络。
汤恩伯的职务几经变化，毛森却总能跟上。1948年，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毛森又兼任绥署第二处处长和浙江警保处处长。三大战役后，形势急转直下，衢州方面的机关和部队逐步集中到上海，毛森仍旧没有离开。
到1949年初，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毛森继续负责第二处。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上下级那么简单。汤恩伯是公开的军事主官，毛森则代表着南京方面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另一套权力。
更棘手的是，毛森不仅监视军队，也插手上海警察和特务系统。1949年3月，他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后，军警宪特力量进一步集中。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和准备起义的人员遭到搜捕，张权将军被捕遇害，也发生在这一紧张背景之下。
陈仪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向汤恩伯伸出手的。陈仪曾在北伐时期脱离孙传芳，转而拥护国民政府。1949年，他不愿浙江继续陷入战争，便通过外甥丁名楠与上海方面接触，希望争取汤恩伯配合。
1949年1月28日下午，丁名楠抵达上海，当晚单独会见汤恩伯，并交上陈仪亲笔信。汤恩伯没有立即答应，只低声说：“我身边耳目太多，时机还没有成熟，等见到陈主席再谈。”
这句话说明他确实动摇过。汤恩伯明白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也知道陈仪与自己关系深厚。然而，上海部队成分复杂，并非全是他的嫡系，想凭个人号召发动大规模行动，成功可能极低。
真正令他改变主意的，正是那只被动过的抽屉。
汤恩伯怀疑，能够接触警总机密文件的人并不多，而毛森的妻子胡德珍恰好在警总任职。她受过军统训练，与毛森关系密切，熟悉内部文件流转。信件出现异常，意味着陈仪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毛森也许正在等待他表态。
汤恩伯没有继续冒险。他把陈仪的信交给毛森，请其转呈蒋介石，同时送一份给南京何应钦方面。几天后，陈仪被免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2月23日，毛森带人进入陈仪在上海的住所，陈仪随后被押解。
戴笠1946年安排在汤恩伯身边的监视力量，到了1949年终于发挥出最直接的作用。汤恩伯不是看不清形势，也不是没有过犹豫，而是始终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落入军统网络。对他而言，起义未必不能想，真正不敢承担的，是被监视之下先迈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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