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年，晋阳起兵之后，李渊在贾胡堡遭遇宋老生部，军中粮草紧张，退兵的念头一度出现。李世民听到消息后连夜劝谏，认为起兵既已打出“义旗”，就不能半途而退，否则军心一散，父子都将陷入险境。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甚至在李渊帐外号哭，声音传入帐中。李渊召他询问，他回答：“进战则克，退还则散。”这句话未必只是父子争论，却点明了当时的现实：李唐要想成事，必须依靠这个年轻而强悍的儿子。
李渊当然知道李世民身边人才聚集。长孙无忌善于谋划，房玄龄、杜如晦长于政略，尉迟敬德、秦琼等人骁勇善战，张公瑾也能在关键时刻果断决断。问题在于，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幕僚，而是一批愿意跟随秦王出生入死的核心力量。
可在唐朝建立初期，李渊很难因为忌惮儿子坐大，就把这批人拆散。
长安攻取之后，李唐占据的主要还是关中。关东地区群雄并立，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势力接连出现。李渊需要有人替他出征，而且要赢得快、打得稳。放眼诸子，李世民的军事才干最为突出。
这就形成了一个现实矛盾：李渊越信任李世民，越要给他兵权；越给他兵权，秦王府就越容易吸引人才。皇帝不是看不见，而是当时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若只为防止兄弟争斗，便削弱最能打仗的将领，唐朝的统一进程很可能因此受阻。
李世民也并非单凭个人勇力取胜。他善于识人，更懂得收拢人心。刘武周败亡后，尉迟敬德归唐，曾因旧部寻相叛逃而受到怀疑。有人担心尉迟敬德也会反叛，便把他拘押起来。
李世民没有顺势处置，而是下令释放，将他带入内室，并赐给金帛，说道：“公若欲去，以此资行。”意思很明白，既然怀疑我，去留可以自己选择。尉迟敬德最终没有离开，后来成为秦王府最重要的武将之一。
这一处置看似宽厚，实际很有分量。李世民让降将明白，秦王不因一时流言杀人，也不把归降之人永远当作外人。对于一个由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这种信用本身就是招牌。人才愿意投奔，往往不只看官职和赏赐，也看主帅是否肯在危急时刻承担责任。
有意思的是，李渊对秦王府的容忍，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防备。李建成是嫡长子，又早已被立为太子，名分牢固；李世民则凭军功和威望形成另一股力量。两方都在朝廷之内，却各有属官、部曲和支持者，冲突并非一天形成。
李渊曾考虑让李世民出镇洛阳，掌管关东地区，以减少兄弟在长安直接碰撞的机会。相关记载中，李渊说过：“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他既不愿废掉太子，也不愿让秦王的功劳被压下去，于是试图用地域分置来维持平衡。
但这个办法没有真正落实。李建成一方担心秦王到了洛阳会形成新的政治中心，李世民一方也不可能轻易放弃长安的影响力。调离秦王，表面上是缓和矛盾，实际上可能把关东变成秦王独立经营的地盘，李渊对此同样有所顾虑。
因此，李渊采取了另一种办法：继续使用李世民，同时给他的权力套上皇权认可的外壳。621年，李世民因平定王世充、窦建德而获封天策上将，并开天策府。这个职位规格很高，秦王府也因此拥有了更完整的文武班底。
从皇帝角度看，这既是奖赏，也是管理。李世民的部属被纳入朝廷秩序，功劳有名分，行动有制度，至少在表面上不再只是秦王私人的武装集团。李渊希望通过封赏把功臣牢牢拴在皇权体系中，而不是逼得他们转入地下。
遗憾的是，制度没有消除兄弟之间的猜疑。太子集团担心秦王功高震主，秦王集团则认为自身迟早会被清算。李世民身边的人清楚，一旦秦王失势，他们也很难全身而退，所以双方的利益逐渐捆在一起。
玄武门前夕，李世民一度对是否先发制人有所犹豫。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不断劝说，张公瑾更曾把用于占卜的龟甲摔在地上，表示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不能把生死交给卜辞。秦王府的凝聚力，正是在这种共同恐惧和共同利益中越发牢固。
李渊真正失去控制，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在父亲与皇帝两种身份之间作出决断。作为皇帝，他知道李世民势力过重；作为父亲，他舍不得削掉这个儿子的功劳与前途。只要外部战事仍在继续，他就无法轻易拆散秦王府；等到天下大势基本稳定，兄弟之间的旧账却已经积得太深。
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李渊随后退居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此前那些被李渊容许聚集在秦王身边的能臣猛将，最终没有成为唐朝的旁支力量，而是随着权力转移，进入了新朝廷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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