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9日，平津战役纪念馆，杨得志的子女杨建华、杨秋华将一本旧册捐出。册子名为《战术思想与作战经验》，是东北野战军在1948年1月编印的作战经验汇编。纸张已经发黄，边角也有磨损，但其中留下的批注，说明杨得志始终把它放在手边。
这本小册子，见证了一个将领的习惯：打仗不只靠勇，还要不断琢磨。可在新保安战斗前后，杨得志最难忘的，恐怕不是书上的哪条战术，而是那场与时间赛跑的强行军。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随即展开。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已经成为国共双方都在计算的大事。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手中有数十万部队，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的通道，又掌握在国民党军手里。
中共中央的判断很明确：不能让傅作义集团轻易南逃或西撤，最好把这支部队留在平津地区，等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形成合围。华北第二兵团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驻扎在保定一带，正是这张大网中的机动力量。
11月中下旬，中央连续部署华北各部队。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方向行动，杨得志兵团则在紫荆关附近待命，准备根据敌情向平绥线出击。
这里的关键，不是单纯攻下一座城，而是把傅作义的主力调动起来。张家口一动，傅作义若派兵增援，北平方向就会出现空隙；若不增援，张家口守军又可能被歼灭。战场上的“调虎离山”，往往比正面硬攻更见功夫。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确实调动了嫡系部队。1948年11月30日，国民党军第35军及第104军部分兵力进入张家口。第35军军长郭景云素来重视机动作战，部队拥有较多汽车，行动速度远胜依靠步行的解放军。
听到第35军出动的消息，罗瑞卿曾问杨得志和耿飚，郭景云打仗有什么特点。杨得志答道：“听说他有不少点子，不过到了我们这里，未必管用。”
这句话说得轻松，战场却很快变得紧张。杨得志兵团原本有时间从容展开，没想到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在密云方向的行动，使傅作义提前察觉东北主力已经入关。
1948年12月5日，密云被攻占。傅作义判断北平受到威胁，立即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撤回北平。对解放军来说，原本被“调出来”的敌人，突然又要缩回去，整个作战计划必须马上改动。
12月4日，毛泽东连续向有关部队发电，要求杨得志兵团迅速控制宣化、怀来一线，既要阻止敌人增援，也不能让张家口守军向东撤退。电报措辞十分急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多年后仍记得那种压力。
兵团官兵顾不上休整。太行山道路狭窄曲折，地图上十里的路，实际走起来往往远不止这个数。正值寒冬，山间有积雪，部队不能正常埋锅做饭，战士们饿了就抓一把生小米充饥。
耿飚询问部队行军进度时，得知有的部队两个多小时才走了几里路，立即要求加快速度。基层部队回电说：“山高不如脚高。”话不漂亮，却很有分量。
沿途宣传员不断喊着：“追上三十五军，堵住三十五军！”杨得志等指挥员也站在路边给部队鼓劲。可人的双腿再快，仍然赶不上汽车和铁路。12月6日，郭景云率第35军乘坐四百多辆道奇卡车撤离张家口。
更棘手的是，张家口方向的阻击出现了缺口。解放军部分部队在沙岭子一带未能及时稳住阵地，第35军趁机突围东撤。杨成武兵团因此受到中央严厉批评，这也是平津战役中一次影响很大的教训：战场态势一旦突然变化，原先的部署必须迅速调整，任何一个局部松动，都可能放走一支主力。
杨得志面对的压力同样不小。第35军已经在向北平靠拢，而二兵团还在山路上急进。12月6日凌晨，为了抢时间，杨得志下令部队涉水渡过洋河。河面结着薄冰，冰层不断破裂，水冷刺骨，他带头下水，部队随后跟进。
这次渡河并非没有代价。严寒和连续行军造成不少人员冻伤，部队的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战争中的“抢时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体力、伤病甚至生命换来的。
12月8日凌晨，杨得志兵团赶到新保安，终于截住了第35军。郭景云部队在张家口撤退途中又有所停留，未能一口气冲过新保安，给了解放军完成合围的机会。
不过，合围只是开始。解放军还要修筑阵地、组织火力、切断交通，防止敌军突围或外援靠近。经过准备，12月21日至22日，新保安战斗打响，第35军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
战斗结束后，杨得志对罗瑞卿说：“打掉三十五军，有点过大渡河的感觉。”这句话并不是把两场战斗简单等同，而是说两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行动，稍有迟疑，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
1948年的杨得志37岁，罗瑞卿42岁，耿飚39岁。三位指挥员带着部队连续六天六夜强行军，终于把第35军堵在新保安。那本被杨得志珍藏多年的战术小册子，后来留下的批注，大概也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生死关头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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