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北京玉泉山，叶剑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邓小平复出，语气并不绕弯：“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这句话看似是在提议，实际却是一次公开推动。
此时，粉碎“四人帮”已经完成，但政治局面远没有完全稳定。干部队伍如何安排，国家工作怎样恢复，中央内部仍存在明显分歧。邓小平能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采取果断措施，将“四人帮”成员隔离审查。行动成功后，许多老干部看到了扭转局面的可能，也开始把目光投向邓小平。
10月7日，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将消息传给家人。为了避免引起外界注意，一家人聚在厕所里，打开水龙头遮掩谈话声。听完消息后，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实际上也说明他的判断十分谨慎。经历过两次政治风波后，他并没有把复出看成理所当然，而是明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还需要时间处理复杂关系。
10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和华国锋写信，表示拥护粉碎“四人帮”的决定，也表达了愿意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态度。信送出后，华国锋没有立即作出明确回应，复出问题被暂时搁置。
华国锋的顾虑并不难理解。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需要保持稳定，任何重大人事变动都可能牵动各方。更重要的是，华国锋当时已经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一旦复出，政治影响力必然迅速恢复。
叶剑英却认为，国家不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干部队伍也不能继续受到错误路线的束缚。两人在延安时期便已相识，1971年以后又共同参与中央日常工作的调整，彼此了解很深。
那段时间，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两人配合处理了不少棘手问题，也都因触动“四人帮”的利益而受到排挤。正因为有过共同工作的经历，叶剑英更清楚邓小平的能力和担当。
据有关回忆，叶剑英曾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于是，在玉泉山的会议上，他把话摆到了桌面上：“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这不是普通的人事建议，而是对“是否需要有经验的干部主持工作”的追问。叶剑英的判断很明确：国家要恢复秩序，必须依靠实践经验丰富、能够处理复杂局面的干部。
阻力也随之出现。华国锋提出要等待“适当时机”，没有同意立即恢复邓小平的职务。汪东兴则明确表示反对，并以毛泽东过去的意见作为依据，认为邓小平不宜过早出来工作。
当时的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系统，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态度并非个人意见那么简单，而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对政治安全和既有安排的担忧。邓小平复出，意味着中央权力结构将出现新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者中还有一位容易被忽略的人物——苏振华。这个答案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苏振华并不是“四人帮”成员，粉碎“四人帮”后还曾被派往上海稳定局面。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苏振华公开支持“两个凡是”，并强调要以拥护华国锋的方式维护中央权威。他还表示，自己回到中央，是为了帮助华国锋掌握军队。这种表态，实际上与推动邓小平立即复出的主张相冲突。
在上海工作期间，海军系统的清查一度出现扩大化倾向，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受到批评。苏振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明显偏重于维护既有领导安排，而不是尽快调整路线和干部政策。
不过，局面很快出现松动。1976年12月14日，中央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权利。这虽然还不是正式复职，却释放出清晰信号：邓小平已经重新进入中央工作的视野，阻挡他的力量正在减弱。
此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不断增加。党内许多老干部认为，继续让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处于闲置状态，既不利于拨乱反正，也不利于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内、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至此，持续数月的争论有了正式结果，叶剑英推动的主张获得通过。
邓小平复出后，与叶剑英再次并肩工作。1978年下半年，面对长期徘徊的局面，邓小平提出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变“左”的错误影响。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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