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下旬，云南元江县战俘收容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刚被押来不久，便提出了一个旁人听来颇为意外的要求：他要见陈赓。
此时的汤尧，已没有兵团司令官的排场。连续多日翻山越岭、断粮缺水，他被解放军第37师第110团一连从山林中擒获。面对俘虏登记人员，他先是沉默，随后才承认：“我就是汤尧。”
被俘后，他并没有立刻认清处境。到了昆明俘虏管理所，汤尧嫌饭菜粗淡，竟带头闹事，还以“违反国际公法”为由绝食抗议。其他将领很快撑不住，重新端起饭碗，只有他仍然坚持。
有意思的是，他自认为与陈赓有一层师生关系。汤尧早年曾在黄埔军校任教，陈赓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于是，他对身边人说：“陈赓呢？怎么不来见我这个老师？见不到他，我就不吃饭。”
这句话传到陈赓那里，并没有换来会面。陈赓只回了一句：“他没有资格见我。”
这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汤尧在滇南战役中的表现，已经让这位解放军兵团司令对他十分不满。1950年1月1日，解放军第4兵团奉命歼灭滇南残余国民党军，第13军承担了主要追击任务。
当时，国民党第8兵团尚有数万兵力，控制着蒙自、建水、个旧一线。按常理判断，解放军刚结束两广战役，应当需要休整。然而陈赓反其道而行，令第13军从南宁出发，连续急行军，十四天走完约一千公里。
部队抵达滇桂边境后，敌军仍沉浸在撤往台湾或逃入越南的幻想中。1月15日晚，解放军突然逼近蒙自。第37师部队绕过鸣鹫，直扑蒙自机场；第38师则向河口、蔓耗等渡口推进，切断南逃通道。
机场守军原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部队，但此时官兵情绪低落，许多人已经收拾行装，准备空运离开。凌晨四时，蒙自机场被攻占；两个小时后，蒙自县城也落入解放军手中。
汤尧和第8兵团副司令曹天戈仓促逃往建水，随后又向石屏、元江方向撤退。队伍中不仅有残兵，还有大批随军家属，行军速度极慢，军心也逐渐瓦解。
个旧一战，解放军第37师以较小代价歼敌三千余人。第8军第3师在安边哨遭云南地方武装伏击，被迫投降。第237师试图转向阿邦渡口，却在宜德一带与解放军遭遇，师长李彬甫被击毙。
真正决定战局的，是元江铁索桥。
1月21日，解放军第109团两个营和第114团部分兵力急追敌军。兵力不足两千的解放军，面对仍有两万人的国民党部队，却没有停下来等待大部队。第109团“夜老虎营”趁夜穿插，先行抢占营盘山。
最险的一幕发生在敌军队伍内部。解放军副营长秦三须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官服，骑着一匹红马，带着一个连混入敌军行列。黑夜中，疲惫的国民党士兵误以为他们是友军，竟无人盘问。
穿过敌军后，这个连突然占领制高点开火。枪声传出后，国民党部队才发现解放军已经插入腹心。第170师师长孙进贤见势不妙，立即率部抢过铁索桥，并下令炸桥。
桥上仍有大量自己的士兵。
工兵排长犹豫不决，孙进贤拔枪喝道：“再不执行命令，我枪毙你！”炸药随即被点燃，铁索桥轰然断裂，尚未过桥的官兵被截在东岸。仅此一举，便有一千七百多人放下武器。
1月25日，解放军、云南地方武装及起义部队向东岸残敌发起总攻。第42师师长石建中组织多次反冲锋，最终中弹身亡。汤尧和曹天戈带兵突围，均未成功。
曹天戈后来在山沟中被俘。审讯时，他还试图以“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推卸责任。解放军干部追问汤尧下落，得知这位陆军副总司令很可能就在附近，随即组织搜捕。
第110团一连当时只剩四十余人，经过长途追击，仍不肯放弃。战士们在山林中发现一只高级香烟烟盒，判断附近藏着国民党高级军官，便沿着痕迹继续搜索。
交火后，一百多名警卫人员被俘。俘虏中有一名身穿深绿色呢大衣、神情疲惫的高个军官。面对询问，他终于低声说道：“我就是汤尧。”
汤尧被押到第37师师部时，已经饿得站立不稳，进门便说：“好饿啊。”警卫员给他端来米饭和牛肉，他很快吃得干干净净。昔日的将官威势，在饥饿面前荡然无存。
至于他后来提出的“见陈赓”，陈赓没有答应。两人在黄埔时期本就性情不合，陈赓对汤尧的为人也早有看法。汤尧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却并不意味着他在战场上拥有特殊地位，更不能凭这层旧关系要求解放军司令员前来相见。
1951年，汤尧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59年首批特赦时，他因表现不佳未被列入，1962年10月因病去世，终年65岁。曹天戈则于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1993年去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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