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北京友谊医院病房里，陈晓农守在父亲陈伯达床边，听工作人员谈起出院安置。此时的陈伯达已经77岁，身体从长期羁押和疾病中逐渐缓过来，却迟迟不肯离开医院。问题不在治疗，也不在生活费用，而在住房。
这件事看似琐碎，却牵出了一个特殊人物晚年生活中少有人注意的一面。曾经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在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的陈伯达，走出监狱后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住高楼，只住平房。
陈晓农是陈伯达与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生的儿子。父亲被关押后，他一直在石家庄制药厂工作，过着普通工人的生活。1970年10月18日以后，父子之间突然失去联系，陈晓农既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也无法打听他的近况。
这种断裂持续了九年。直到1979年12月，他才得知陈伯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并获准前往探视。多年未见，父亲已经年老，儿子也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年轻人。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话自然不会太多，沉默反而更长。
1980年，陈晓农又先后到秦城探望父亲。那几次见面，使他逐渐了解到陈伯达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到了1981年夏天，陈伯达因病住院，随后获得保外就医安排，生活地点也从监管场所转向医院。
8月5日，陈晓农乘火车赶到北京。第二天清晨，他先去了北京复兴医院，却被告知父亲已经转到北京友谊医院。这个变化让他既意外又宽慰，因为友谊医院的病房条件明显不同，陈伯达也不再处于原先那种封闭的医疗环境之中。
友谊医院的病房宽敞，设有独立卫生间，生活照料也更为周全。陈伯达长期怕冷，身体不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舒舒服服洗澡。到了新病房后，他洗了一次热水澡，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些。
他对儿子说：“这里能洗个热水澡，人就觉得轻快了。”
陈晓农陪护期间，负责安置工作的干部多次前来商量。按照当时的安排，陈伯达病情稳定后不必再回秦城监狱，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出院后的住处和日常照料。
治疗本身进展并不算慢。医院几次通知可以出院，陈伯达却一直没有动身。有人以为他是在挑环境，实际上，他担心的是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更不知道将来的生活由谁照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特殊监管状态的老人来说，重新安排生活，远比办理一纸手续复杂。
工作人员征求他的意见时，陈伯达只提出一条：住平房，不住高楼。
这并不是临时起意。陈伯达在北京生活多年，接触较多的是四合院、平房以及低层住宅，对高楼环境并不熟悉。年纪大了以后，腿脚和身体状况都不如从前，楼层太高、上下不便，也会增加照护难度。
“能不能找一处平房？”他问。
工作人员回答：“北京合适的房子不多，还要考虑安全和照料问题。”
当时北京的住房安排本就十分紧张，条件较好的平房大多已经有人居住，能够腾出的独门院落更难寻找。新建住宅又以楼房为主，既符合安置条件、又能满足陈伯达意愿的住处，一时很难落实。
这件事拖了两个多月。陈伯达不愿出院，安置人员只能反复寻找方案。后来，工作人员请陈晓农一起劝说父亲。医院毕竟不是长期居所，病情既然已经稳定，就不能一直占用病房等待理想住处。
陈晓农明白父亲的顾虑，却也知道现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经过商量，陈伯达最终接受了楼房安置。住处安排在北京东郊一处六层住宅中，因为落实时间较晚，他被安排在顶层。考虑到当时仍处于服刑期间，相关方面还安排一名姓萧的老公安住在对门，方便照应，也承担必要的安全责任。
住房问题解决后，陈晓农的工作关系被调往北京，负责照料父亲。1981年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北京，一家人住到同一个屋檐下。
陈伯达的生活由此彻底转入家庭化、日常化的轨道。吃饭、看病、洗澡、上下楼，这些普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成了他晚年最实际的生活内容。政治舞台上的身份已经退去，留在家人面前的，只是一位需要照料、害怕寒冷、对高楼不安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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