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江西苏区一支部队正在整训。队列里,有几名穿着旧式军装的干部格外显眼,他们刚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转来,既没有参加宁都起义的核心策划,却主动要求留下当红军。带他们进入湘赣苏区的人,正是后来红六军团的重要领导王震。
宁都起义发生在1931年12月。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率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举行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次行动声势很大,却有一个现实问题:起义准备时间紧,许多中下级军官并未提前得知内情。
消息突然传开后,一部分官兵难免疑惑。有人担心红军纪律,也有人不知道家属安置和个人去留,更有人只是暂时观望。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提出,愿意留下的可以参加红军,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
原本清楚的原则,执行时却出现了偏差。有人提出,排级以上军官一律不能留。这个做法很快引起反弹。原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便表示,自己虽未参与起义谋划,但已经认同红军的制度和政治主张,愿意凭本领继续服役。
“既然愿意留下,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机会?”这类意见,在当时并非个别声音。
恰在此时,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政委王震到江西开会。他正在筹划整编部队,却苦于缺少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中下级干部。得知情况后,王震向上级申请调人,李达等十余名宁都起义干部由此转入湘赣苏区。
这批人到达后,最初多担任连、排级职务。他们熟悉操典、射击、行军和部队管理,虽出身旧军队,实战经验却很有用。部队缺干部,他们便迅速补上空缺;战斗一打响,训练基础也显出价值。
有意思的是,错误思想并未就此消失。一次会议上,有人又提出“起义过来的都不可靠,排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用”。王震当场反对,认为不能用出身代替考察,更不能把有能力、愿意革命的人一概排斥。多年以后,李达仍记得这次争论。
1932年秋冬,蔡会文、萧克调入湘赣苏区,同时带来第二十六路军原有的无线电人员和部分军事干部。无线电队虽人数不多,却承担着联络、侦察和情报传递等关键任务。战争年代,电台往往就是部队的耳目。
边在孝便是其中一员。他1915年生于甘肃临洮,少年时进入西北国民军学习无线电机务,宁都起义后留在红军电台工作,后来转入湘赣军区。红六军团转移到湘鄂川黔后,他又在红二军团电台任职,长征期间继续从事通信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因家庭原因离队返乡,晚年曾向党史部门回忆往事。
闫侃斋原名闫乃谔,河南新蔡人,毕业于开封无线电技术学校。参加宁都起义后,他曾在红军通信学校任教。1932年11月,他带领无线电队和一部五十瓦电台进入湘赣苏区,后来担任湘赣军区无线电队队长,并为红军培养了不少通信骨干。1979年,他重新联系到萧克等旧日战友,还将蔡会文、任弼时送给他的怀表和钢笔捐给军事博物馆。
真正把这批干部带到更高位置的,是李达。1905年出生于陕西眉县的李达,早年当过小学教师,后进入军校学习。宁都起义后,他先任红五军团连长,1932年3月随王震到湘赣苏区,不久升任团长,随后担任师参谋长。
湘赣红军番号几经调整,李达始终负责参谋工作。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他担任红二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中,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吴正卿则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指挥员。1932年进入湘赣苏区时,他先做师部文书,后来担任作战参谋和营长。其所在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表现突出,吴正卿也逐步升任团长。1935年7月,他接任红十七师师长。
1936年2月,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经过贵州金沙打鼓新场,一座三层碉堡挡住了部队去路。萧克主张先写信劝降,必要时再采取强攻。吴正卿因战斗紧迫,亲自下山组织再次攻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此外,张有年长期从事无线电侦察,曾负责破译敌军电报,后来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李东潮从事军校教育,曾任红四分校副校长;黄振荣则由警卫员成长为营、团级干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宁都起义干部进入红六军团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带来的军事训练、通信技术和参谋经验,填补了湘赣红军发展中的实际缺口。李达的经历尤其说明,革命队伍考察干部,看的不只是来路,更包括立场、能力和经受战斗的表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