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在城南的旧货市场给人修一台老式座钟。
钟是民国年间的物件，黄铜外壳，罗马字盘，钟摆锈得像从土里刨出来的。我戴着修表用的单筒放大镜，正用镊子夹着一枚细小的齿轮，手机响了。
我本来不想接。手上这个活儿精细，稍一走神，齿轮掉进机芯里，找都找不回来。可手机就在玻璃柜台上嗡嗡地震，震得整个柜台都跟着颤。我瞄了一眼，是个陌生号码。区号是本市的，尾号三个零。这种号，不是推销就是诈骗。我没理。
隔了不到半分钟，又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
我放下镊子，摘了放大镜，接起来。
“喂，是沈望沈师傅吗？”那头的男声公事公办，语速很快。
“我是。您哪位？”
“我这儿是城南公安分局建国路派出所。您方便现在过来一趟吗？有件事需要您配合处理一下。”
我皱起眉，心里咯噔一下。派出所？配合处理？我最近没惹什么事。修钟表，收旧货，清清白白。
“什么事？能先说一下吗？”
对方顿了一下，像在斟酌措辞。
“您有一个儿子，现在在我们所里。他遇到点情况。您作为监护人，需要来把他领回去。”
我握手机的手僵在半空。儿子？我哪来的儿子？我和白静芝离婚十五年了，没儿没女。这十五年，我就守着这间二十平米的钟表铺，一个人过日子。碗筷只有一副，拖鞋只有一双，连门口的脚垫都只有一个人的印子。
“警察同志，您是不是搞错了？我没儿子。”
“您叫沈望，对吧？身份证号3301021968……”他报了一串数字。
“对。”
“那就没错。孩子自己报的。他叫沈想。说是您儿子。您还是先过来看看。有些事，当面说比电话里清楚。”
沈想。
这两个字撞进耳朵里，像有人拿改锥在我太阳穴上敲了一下。沈想。他姓沈。沈想。
“好，我过来。”
我挂了电话，站在柜台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柜台上的座钟还敞着后盖，齿轮和发条散着，像一堆拆散了的骨头。我机械地把它们归拢好，用绒布盖上。然后摘下皮围裙，洗了手。水很凉，冰得我打了个激灵。
出门时，隔壁副食店的陈姐正在门口择菜，抬头问我：“沈师傅，这么早收摊啊？”
“有点事。”我说。
我的腿有点软。从城南旧货市场到建国路派出所，骑电动车二十来分钟。可我几次差点闯了红灯。满脑子都是那个名字。沈想。沈想。
白静芝，你到底瞒了我什么？
到派出所时，天已经擦黑了。院里的灯亮着，照得地上的水洼一块一块地发亮。我把电动车停在门口，走进办事大厅。一个年轻的女警接待了我。
“沈望是吧？坐一下。我先把情况跟您说说。”
我坐在硬塑料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搓了又搓。女警翻开一个文件夹，清了清嗓子。
“孩子叫沈想，十五岁。今天下午在三号桥附近的网吧里跟人发生冲突，把人打伤了。我们出警时，他报出了您的名字和住址。系统里一查，信息对得上。所以把您找来了。”
“他人呢？”我的声音发干。
“在询问室。一会办完手续，您就能见他。不过我得提醒您，孩子脾气有点倔，从进所里到现在，除了报您名字，一句话不肯说。”
我点点头，像在听别人的事。十五岁。如果我没和白静芝离婚，孩子是该有这个岁数了。那年我们结婚才刚满五年。我二十九，她二十七。没有孩子。
不是不想要。是怀不上。我带着她跑过不少医院。省城的、上海的，都去了。检查结果说是我的问题。精子成活率低，接近死精。大夫说，想自然怀孕，基本没希望。
我颓了半年。白静芝倒没说什么。她对我还是那样，不冷不热，不咸不淡。每天上班，下班，洗衣，做饭。我们之间的生活像一潭死水。风吹不皱，石落无波。我甚至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比谁都在乎。
离婚是我提的。话赶话，赶上了一个极平常的夜晚。她说她想要个孩子，哪怕是抱养的也行。我说抱养的终究不是亲生的。她盯着我，眼神里有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冷。她说，沈望，你太自私了。
我也许是自私。可那个年代，一个大男人被医院判了“死精”，说不出口的苦。我不愿意去领养。也不愿意去她亲戚家抱一个。我宁愿不要。她不肯。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就离了。
离婚时，她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几本书。房子判给了我。她走那天，连头都没回。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坐进她弟弟开来的面包车。车门关上，车子发动，巷子口扬起一层灰。她没哭。我也没哭。
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
现在，女警告诉我，我有一个儿子。十五岁。叫沈想。
我忽然想笑。想大笑。可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
“沈师傅，您没事吧？”女警问。
“没事。我……我能见见他吗？”
“先签几个字。都是程序上的东西。然后我带您过去。”
我签了字。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女警领着我穿过一条走廊，在一扇门前停下来。她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她推开门，示意我进去。
询问室不大，四面墙刷得惨白。中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台灯和记录本。孩子坐在靠里那把椅子上。他低着头，头发乱蓬蓬的，遮住了大半张脸。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校服，袖口破了线。脚上是一双旧运动鞋，鞋带是黑色的，一边开了一边没系。
“沈想，你父亲来了。”女警说。
他慢慢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站在原地迈不动步。
那张脸，太像年轻时的自己了。高挺的鼻梁，略方的下巴，眉心微微皱起的纹路。尤其是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珠子黑得发亮。白静芝是双眼皮。这个孩子，完全随了我。
他的左颧骨上有一块淤青。嘴角也肿了。可他的眼神很硬。像两个黑洞，直直地戳过来。那里面，有警惕，有敌意，还有一丝极难捕捉的——委屈。
“你是沈望？”他先开了口。声音正处于变声期，有些破。
“是。”
“行。那就签个字，领我走。”
他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女警拦住他：“沈想，注意态度。你爸爸还没了解完情况。”
“有什么好了解的？”他横了我一眼，嘴角扯了扯，“他不是我爸。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他叫沈望。我只是户口本上有他名字罢了。”
我的脑子轰地炸了一下。户口本上有他名字？这孩子的户口，在我的名下？
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想问他，你妈呢？白静芝呢？这十五年你们在哪儿？为什么现在才找到我？可这些问题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胀。
最终还是女警把事说了个大概。
白静芝，十天前，在市一院，因肺癌晚期去世了。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九天。她没有手机，也没留下什么遗言。死后，医院通过身份信息找到了她的前夫，也就是我。但通知还没发出，沈想这边就出了事。
“孩子是从殡仪馆跑出来的。”女警压低声音，“他妈还没下葬。他跟人约了架，说要把对方打死。我们去的时候，他骑在人家身上，拳头还在砸。两个人拉他，都拉不住。”
沈想坐在那里，偏过脸去。我看见他的咬肌绷紧了。他的右手手背上，有几道鲜红的擦伤，已经结了细细的血痂。
“为什么跟人打架？”我听见自己问。
他转过头，死死盯着我。
“关你什么事？”
“我是你爸。”
“你也配？”他猛地站起来，带翻了椅子。椅子倒在地上，砰地一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嗡嗡回响。女警赶紧挡在中间。沈想没再动，只是胸膛剧烈起伏着。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十五年，你管过我一天吗？我妈病成那样，你在哪儿？现在想起来当爸了？晚了！”
他的声音在变声期里撕得劈了叉，像一面被风撕烂的旗子。那声音扎进我耳朵里，很痛。可我没有退。我站直了，看着他。
“不晚。”我说。
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这两个字，像从喉咙深处自己蹦出来的。
“先回家。”我继续说，“你妈的事，我来办。你打架的事，该赔的赔，该扛的扛。有事，我跟你一起。”
他不说话了。眼睛里的那股狠劲像被什么东西化开了一点。他偏过头，不看我。过了好一会儿，他低声说：“我妈不让找你。”
“我知道。”
“她说你身体不行，没有孩子。说我们跟你没关系。”
“可她把你户口上在了我名下。”
他没说话。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白静芝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有安排。她大概早就想好了，到了那一步，得让这孩子有个着落。可她宁可一个人死在医院里，也不愿提早来找我。
那天从派出所出来，已经快九点了。夜里起了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沈想走在我前面，书包单肩挂着，一晃一晃地拍着大腿。他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我推着电动车跟在后面，没说话。
“你住哪儿？”他忽然问。
“城南。旧货市场边上。”
“我饿了。”
我停下脚步。他还在往前走。走出几步，发现我没跟上来，转过身。路灯从斜上方打下来，他半张脸在光里，半张脸在暗处。
“吃什么？”我问。
“面。”
“好。”
我骑上电动车，把后座擦了擦。他犹豫了一下，跨上来。车子一沉。我感觉到他两只手搭在我腰上，抓得很轻，像随时准备跳下去。
我带他去了巷子口那家兰州面馆。老板老马认识我。见我来，笑着打招呼。看见我身后跟着个半大小子，愣了一下。
“沈师傅，这谁家孩子？”
“我儿子。”我说。
这三个字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真实。老马张了张嘴，没再问，转身去下面了。
我们找了张靠里的桌子坐下。沈想把手往校服口袋里一插，身子往后一仰，环顾四周。面馆不大，墙上贴着红色的菜单，桌子上有层薄薄的油。我用纸巾把面前的筷子擦了擦，又擦另一双，递给他。
他接过去，横在手里，没动。
“你这些年，一直一个人？”他问。
“嗯。”
“没结婚？”
“没有。”
“为什么不再找个？你不是没孩子吗？”
他说话很直接。像在审问我。我低头看了看茶杯里的茶水。茶叶很碎，浮着一层白沫。
“怕耽误人家。”我说。
他笑了一声。很短，像从鼻子里哼出来的。那笑里没什么温度。
“我妈也一直一个人。她走的时候，连个送的人都没有。就我。她以前总说，我们两个过，够了。”
我听见“我妈”两个字，心脏像是被谁掐了一下。白静芝。那个和我过了五年日子的女人。离婚时连头都不回。可她却把儿子生了下来。一个人养了十五年。这笔账，该怎么算？
面端上来了。两碗牛肉面，清汤，白萝卜片，上面撒着香菜和蒜苗。沈想看了我一眼，见我没动筷子，也不动。我拿起筷子，挑了口面，慢慢吃。他这才开始吃。他吃得很急，几乎是往嘴里扒。面汤溅出来，落在他的校服前襟上。他好像一点都感觉不到。
“慢点。”我说。
他顿了一下，放慢了速度。可还是很急。像饿了很久。
“你妈什么时候查出来的病？”我问。
“上个月。她咳嗽，自己去医院。回来之后什么也不说。我那天在学校。老师叫我接电话。她说没事，就是肺炎，输几天液。我信了。后来，医院给我打电话。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他的筷子停在碗边。手指捏得很紧，指节发白。
“她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她说，去找你爸。他叫沈望。在城南。”
我低下头。眼前的面碗里，热气还在往上冒。模糊了视线。
“她还说，你身体不好。让我别气你。”
我端起碗，喝了口汤。汤很烫，从舌尖一直烫到胃里。
“你妈说得对。我身体不好。所以你最好听点话。”我说。
沈想终于抬起头。他看着我，眼睛里那层冰好像薄了一点。他扯了扯嘴角，似笑非笑。
“看心情吧。”
我们吃完面，回了家。
说是家，其实就是钟表铺后面隔出来的半间屋子。推开门，一股机油、老木头和旧金属的味道扑面而来。沈想站在门口，没往里走。他扫了一眼。墙上挂满了钟。石英钟、座钟、挂钟、怀表，有些在走，有些停了。满屋子的指针，指着不同的时间。
“这是你工作的地方？”
“嗯。我就住这儿。后面有张床。还有张小沙发。你先睡沙发。明天我去买张行军床。”
他走进去，站在屋子中间，抬头看那些钟。那些钟发出不同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彼此交错，像一场没有开始的对话。
“这么多钟。时间都不对。”他说。
“有些是坏的。等着修。”我关上门，打开灯。灯光昏黄，照得那些斑驳的表盘更加老旧。
“你为什么修钟表？”
“年轻时候学的。手艺活。饿不死。”
他“嗯”了一声，把书包扔在沙发上。书包很脏了，拉链是坏的，半敞着。从里面掉出半包烟。我看见了，没说话。
“我想洗澡。”他说。
“后面有卫生间。小。水温不稳。”
他进去了。我站在那堆旧钟表中间，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水流声。那些滴答声像也密集了起来。我坐在工作台前，把下午没修完的座钟重新拆开。手还是有点抖。一个零件没拿住，掉在地上。我蹲下去捡。那枚小齿轮滚到了墙角。我拨开一堆旧报纸，看见下面压着一张照片。
我愣住了。
那是很多年前的照片了。黑白照。上面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站在一棵老槐树下。女人的脸有些模糊，可我能认出来，是白静芝。她笑着。很淡。那孩子不到一岁，胖乎乎的，正把手往嘴里塞。
我从不记得有过这张照片。
我翻过照片，背面有字。是白静芝的笔迹。只有一行：
“沈想百天。你若看见，就来找我们。”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了。原来，她早就给过我机会。只是我，从来没看见。
沈想洗完澡出来了。他光着上身，下面裹着我的旧浴巾。看见我蹲在墙角，手里拿着什么。他走过来，站在我身后。
“那是我妈放在你这里的。”他的声音很轻。
“你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放的？”
“不知道。她只说，找机会塞到你这儿。说，如果你看见了，就是命。如果你看不见，也是命。”
我攥着那张照片，坐在地上。墙上的钟滴答响着。有些停了，有些还在走。时间在这间屋子里变得混乱。十五年前的那一天，和十五年后的这个夜晚，像被一根细线缝在了一起。
“我看见了。”我说。
沈想没说话。他弯下腰，从我手里拿过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那……还算数吗？”他问。
我抬起头。他站在那里，湿头发还在往下滴水。那水珠落在地板上，一滴，一滴。
“算。”我说。
他别过脸去，用浴巾胡乱擦了一下头。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从兜里掏出那半包烟。他刚才洗澡前忘了。我把烟放在工作台上，推到他那边。
“先留着。但别在我这儿抽。”
他看了一眼，把烟拿起来，塞进书包。然后，他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沙发弹簧软塌塌地陷下去。他缩着身子，像只被赶了很远路的猫。
“我想睡。”他说。
“睡吧。”
我关了灯。满屋子的钟表在黑暗里继续滴答响着。窗外的月光从后窗漏进来，落在他身上。他闭着眼睛，呼吸慢慢平下来。
我坐在工作台边，没有一点睡意。手里的照片已经被我握热了。白静芝，你到底给我埋了多少伏笔。这十五年，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一个人，怎么把沈想带大的。这些问题，像钟摆一样，在脑子里来回撞。
天快亮时，我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肩上多了一条薄毯子。沈想还睡在沙发上，两只手抱在胸前，蜷成一团。他的呼吸很浅，眉头拧着，不知道在做什么梦。窗外已经大亮了。旧货市场开始有动静。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了，油条在锅里滋滋地响。
我轻轻起身，准备出门买早餐。走到门口，听见身后传来一句含糊的声音。
“爸。”
我僵在原地。回头看，他还睡着。眼睛闭着。嘴唇动了动，像在梦呓。
我推开门。清晨的风灌进来，卷着油条香和尘土味。我站在门口，被风吹得眼睛发酸。
十五年，我终于听到了这一个字。
哪怕是在梦里。
我买了豆浆和油条回来。巷口的摊子上人多，我挤了一身汗。进了屋，沈想已经醒了。他坐在沙发上，两条腿垂着，正在看手机。头发还是乱的，眼睛下面有两团青。
“吃吧。”我把塑料袋放在工作台上，又找了两个干净碗盛豆浆。沈想看了看油条，又看了看我。他没说话，从沙发上下来，走到台子前，拿起一根油条就往嘴里塞。
“洗手。”我说。
他顿了一下，把油条塞进嘴里叼着，转身去了卫生间。水龙头响了几声，他出来了，油条还在嘴里。
“你昨晚……睡得怎么样？”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
“还行。就是这些钟太吵了。”他抬头扫了一眼满墙的钟。有些钟的滴答声确实很响，尤其在夜里，像一屋子的人都在悄悄说话。
“习惯了就不吵了。我听着踏实。”
他白了我一眼：“你倒是踏实。”
我笑了笑，没接话。他吃东西的样子像在跟谁赌气。两口豆浆下去，烫得直抽气。我在旁边坐下，撕了半根油条泡在豆浆里。父子俩就这么面对面地吃。谁也没再多说话。门外头有自行车铃铛响，有收废品的吆喝声。巷子里的人声慢慢稠起来，像一锅正在烧开的水。
吃完，他忽然说：“我得回殡仪馆。我妈那儿还没办完。”
我点头：“我跟你一起去。”
他眼神动了动，没反对。
我们打了辆车。他坐在副驾驶，我坐后头。一路上他都在看手机。司机是个话多的人，问我们去哪儿，沈想说殡仪馆。司机的表情变了一下，没再问。车里很静。我望着车窗外。路两旁的梧桐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枝干上挂着一层灰。
到了殡仪馆，沈想走在前面。他轻车熟路地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小厅。白静芝就停在那里。一个工作人员在门口登记。沈想签了字。我在旁边站着，手心里全是汗。
工作人员推开一道门，冷气迎面扑来。白静芝躺在那里。脸上盖着块白布，只露出发青的手指尖。沈想站在我前面，肩膀微微发抖。我伸出手，想拍他一下。手停在他肩头上方，没落下去。
“我想再看她一眼。”沈想说。
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轻轻掀开白布的一角。白静芝的脸露出来。她很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她的眉毛还是那么细，嘴唇抿着，像和谁生着气。我脑子里忽然闪过很多年前她做饭时的样子。她切土豆丝，刀工很好，切得又快又匀。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说，沈望，你去把垃圾倒了。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家常话。
如今她躺在这里，再也不能叫我倒垃圾了。
沈想伸出手，想去摸她的脸。可手悬在半空，停了好一会儿，又缩了回来。
“我喊她。她不理我。”他轻声说，“那天我喊她，喊了一晚上。她就不理我。”
他的声音很平静。可那平静下面，像有块玻璃正在裂开。我走上前，站在他旁边。我看着他，说：“你喊吧。再喊几声。她能听见。”
沈想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湿了，但没掉眼泪。他吸了吸鼻子，又把头转回去。
“妈。我把他带来了。”他说。
我的鼻子猛地一酸。他说的是“他”。不是“爸爸”。可我知道，他能说出这句话，已经是天大的让步。
工作人员重新把白布盖好。沈想在原地站了几秒，转身往外走。我跟着他。走到外面，天阴着。院里有棵老松树，松针落了一地。沈想蹲在树底下，捡起一颗小石子，在泥地上划拉。
“我以后怎么办？”他低着头说。
“跟我回城里。上学。我供你。”
“我学习不好。而且我打伤了人。学校可能不会要我了。”
“学校的事我想办法。你打人，该赔的赔。明天我带你去找那家人。”
他抬起头。嘴角动了动，像在说“不用你管”。可最终什么也没说。天光灰白，照得他脸上的伤更明显了。他的下巴上有一道细细的疤，已经结了痂。
“你为什么不问我，我为什么打他？”他忽然说。
“你想说就说。”
“那人说我妈是野鸡。说他看见我妈站在洗脚房门口。他说得很大声，全班都笑了。”他的声音很轻，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妈是在洗脚房干过。她在饭店刷过碗，在医院做过护工，也给人缝过衣服。洗脚房怎么了？她没偷没抢。她把我养大了。”他站起来，把手里的石子狠狠砸出去，打在铁皮垃圾桶上，当的一声响。
“你生气吗？”我问他。
“气。气得想杀人。”他红着眼睛，“可我后来不气了。我坐在派出所里想，我妈没了。我连个吵架的人都没了。我打架的时候她在医院里还没咽气。我都没去送她。我就顾着打架了。”
我走过去，把他的肩膀揽了一下。他没躲。我感觉到他身子绷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松下来。
“你妈不怪你。她让你来找我。”
“她不想让我给你添麻烦。她说过，你身体不好，你一个人过得不容易。让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来找你。”
“那你现在怎么来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因为我没有别人了。”
那天下雨了。从殡仪馆出来，雨就滴滴答答地落。我们站在门口等车。谁也没带伞。我脱下外套，举起来盖在他头上。他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了。外套盖上去，刚刚好。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身体不好，别给我挡了。”
“不碍事。我身体没那么差。”
“你昨天晚上还咳嗽了。我听见了。”
我愣了一下。这小子睡得那么沉，居然还听见我咳嗽。车来了。我们钻进去。后视镜里，我的外套还在他头上搭着，像一面旧旗子。
回到家后，他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一个书包，几件衣服，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他把可乐拎出来，问我：“有冰箱吗？”
“有。旧的。门有点歪，使点劲关。”
他打开冰箱，把可乐塞进去。那个冰箱是我五年前收的二手货。冷冻室结了很厚的冰。他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去关。门果然关不严。他踢了一脚。门弹开，又被他用力推上。那样子，像是把对谁的火都撒在了这台破冰箱上。
晚上，我做了饭。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鸡蛋，一个青椒土豆丝。他坐在对面，吃得不快不慢。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还行。比我妈做的差远了。
我笑：“你妈炒菜确实比我强。”
“你知道？”他问。
“知道。她做菜香。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能一个人张罗一桌子。红烧排骨，清蒸鱼，炖鸡。后来就我们两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她就做得少了。”
“后来为什么离了？”他问得突然。
我筷子停了。窗外的雨还没停，打在玻璃上沙沙的。我放下筷子，喝了口汤。
“那时候我年轻，想不开。怕拖累你妈。她想要个孩子。我给不了。现在想想，是我太混了。”
沈想没再问。他低头把碗里的饭粒一颗一颗扒干净。然后，他站起身，走到我旁边，把自己的碗放进水槽里。
“我洗碗。”他说。
我没跟他争。他挽起袖子，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的。他洗得很慢，很仔细。我想起白静芝。她洗碗也慢。总觉得洗洁精冲不干净，总要过三遍水。这孩子，连这个都随了她。
几天后，我陪沈想去办了入学的事。他没提，我自己去找的。先去了他原来的学校。教导主任说，打架的事影响不好，学校研究过了，让他先回家反思两个月。下学期再来。
“下学期？还有一个多月才期末考试。这学还怎么上？”沈想站在办公室外头，声音不高，但听得出来压着火。
“那只能转学了。”教导主任说。
我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摸到了里面有一包烟。我想掏出来，可又忍住了。
“主任，孩子打架是不对。可对方先骂的人。学校不能光处理打架，不处理那个骂人的。这样不公平。”
教导主任看了我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他父亲。”
教导主任愣了一下，翻了翻档案。那上面“父亲”一栏空着。他抬起头，又看了看我们两个。像在确认什么。
“这样吧。你们回去等消息。我向校长汇报一下。”
我点头，带着沈想离开了。走出校门时，他忽然说：“那个骂我妈的人，他爸是教育局的。”
我脚步一顿。原来如此。
“教育局的怎么了？他骂你妈，你打他，扯平了。后面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你一个修钟表的。”
“修钟表也能修出理来。”我拉开车门，让他上去。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白静芝的遗物。沈想把它们都装在一个纸箱里。我一件一件地看。那些东西再普通不过。几本记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开支。几件旧衣服，几条丝巾。一个首饰盒，打开后，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枚银戒指，和一张我的旧照片。
那戒指是我当年买给她的。很便宜，十几块钱。她戴着它切菜、洗衣、睡觉。后来离婚时，她摘下来放在桌上。我没收。我以为她扔了。原来她一直留着。
照片是我二十多岁时的。站在修理台前，手里拿着把镊子。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拍的。
我把戒指擦干净，放进那个盒子里。然后给一个老主顾打了电话。那人姓顾，以前是开照相馆的，后来在城南这一带有点人面。我托他打听沈想学校的事。
过了两天，老顾回电话来，说学校那边搞定了。不是教育局的人放话了，是那被打孩子的家长主动去撤了状，说自家孩子有错在先，不再追究。我不信。沈想也不信。他去学校问，老师只说让他回去上课。
“这中间肯定有事。”沈想说。
“你先去把学上了。别的，以后慢慢再说。”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你别骗我。你这个人，看着老实，其实跟那些钟一样，里头复杂得很。”
我笑了一声：“你才认识我几天，就这么肯定？”
“我妈说的。她说你这个人，轴。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我望着他。这是离婚后，白静芝第一次通过别人的口，回到我的生活里。她说过我轴。对。我认。我认准了她，就和她结了婚。我认准了不能拖累她，就离了。我认准了要修钟表，就修了半辈子。如今，我认准了这个孩子，就不会再放开了。
“去上课吧。晚上想吃什么，我买。”
“随便。”
“没有随便。说一样。”
他想了想，说：“红烧排骨。我妈以前做的。”
“好。我去买。但不一定做得像她那么好。”
“无所谓。能吃就行。”他说完，背着书包出了门。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进巷子的光里。他的身子很瘦，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可他的步子很稳。一步一步，像要把这十五年的空，都踩实了。
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卖肉的老板认识我，见我来，热情地招呼。我说要最好的肋排。老板称了二斤。我拎着往回走。经过城南旧货市场门口时，看见陈姐正在收摊。她喊我：“沈师傅，听说你找到儿子了？”
“嗯。”
“好事啊。你一个人这些年，总算有个伴了。”
我笑了笑。巷口的风吹过来，把谁家门上的红纸吹得哗啦响。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还阴着，但云层薄了些。有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像谁用细筛子筛过一样。
晚上，我把排骨炖上。酱油放多了，颜色有点重。沈想放学回来，一进门就闻见了。
“炖排骨。”他说。
“味道可能不太对。”
他放下书包，走到灶台前，用筷子夹了一块。烫得在嘴里翻了几个滚，还是咽下去了。
“还可以。”他说。
我笑了。他也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像池塘里投进一颗石子，荡开一圈细纹。
“吃饭。”我说。
他盛了两碗饭。我们相对而坐。窗外又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窗户上，像谁在轻轻敲门。
这间二十平米的钟表铺，此刻，终于有了点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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