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广西兴安、全州之间，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带着部队埋伏在湘桂公路附近。那时的他正被恶性疟疾折磨，刚退了一阵高烧，双腿仍然发软，却接到一个不能拖延的命令：抢占界首，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
这不是普通的行军任务。
中央红军自江西于都出发后，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国民党军则调集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在湘江两岸构成合围。红军若不能迅速渡江，后果不堪设想。
耿飚接到任务时，原定由两个师共同完成的行动，因战场变化临时压到了红二师身上。红四团必须提前出发，先夺界首，再赶往全州方向阻击敌军。时间紧得很，部队几乎没有完整休息的机会。
红四团进入界首附近后，耿飚没有急着开火，而是命令全团隐蔽在公路两侧的树林和路沟中。敌军距离他们只有几公里，稍有动静，便可能提前暴露。
他和杨成武、李英华伏在灌木后观察敌情，远处传来红三军团部队联络的号声。有人准备回应，耿飚却压低声音说：“先别答，枪一响，他们自然知道我们在哪里。”
不久，桂系部队进入伏击范围。红四团突然出击，敌军立足未稳，很快被打散。可部队还没来得及清理战场，新的命令便送到了：全州已经被敌军占据，红四团必须立即转向鲁班桥、脚山铺一线，阻击从全州南下的敌人。
这一转折，意味着刚打完一仗的红四团，还要独自挡住更大规模的进攻。
当时上级得到的敌情是三个团，后来改为九个团，战后才确认，实际参战兵力约有十五个团。红四团一个团，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硬是守住了阵地。
战斗从11月27日前后持续到12月1日。枪声昼夜不断，阵地几度易手。耿飚的疟疾反复发作，发作时寒颤、高烧，浑身没有力气，甚至无法蹲下，只能坐在地上指挥。但只要敌人冲上来，他便强撑着站起，继续调动部队。
红五团阵地失守后，红四团右翼暴露，敌军沿着公路展开猛攻。团指挥所逐渐变成最前沿，机关人员和警卫力量被迫拿起武器。耿飚身边只剩警卫员杨力和通信部主任潘峰，指挥位置也无法固定，战士们只能凭他背着的图袋辨认团长。
敌人越来越近。
耿飚抓起马刀，带着团部人员投入肉搏。红军回忆材料记载，几名敌兵借着土坎掩护冲到指挥所前，警卫员杨力一边护住耿飚，一边开枪射击。手榴弹打退一批，另一批又冲了上来。
耿飚喊道：“拿马刀来！”
随后，他率人冲入混战。一个排左右的敌兵被击退后，他浑身沾满血污，浓重的血腥味冲进鼻腔，导致他不停干呕。电影中出现的机枪扫射、电话请示等情节有艺术加工，但耿飚亲自带人拼杀，并非凭空虚构。
这场战斗中，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了重伤。杨成武当时只有20岁，右膝中弹后被敌人包围，几名战士先后前去营救，有人倒在火网中，最终由副营长黄古文冒险将他拖回阵地。
另一处阵地上，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敌军逼近，他要求警卫员开枪，以免被俘。警卫员不忍动手，他便夺枪自尽，年仅26岁。类似的场景，在湘江两岸反复发生。
12月1日，罗瑞卿赶到红四团阵地，得知部队伤亡过半，曾急切追问为何丢失阵地。耿飚回答得很直接：“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此时中央纵队尚未全部渡江，红军阻击部队必须继续顶住敌军。
直到当天下午，中央纵队大部渡过湘江，红四团才开始边打边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湘江西岸，损失极为惨重。湘江战役持续五天五夜，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成为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次血战。
耿飚的疟疾，直到部队抵达贵州黎平后才得到治疗。此前那位湖南老中医留下的药方终于配齐，一剂三服，他只服下一服，病情便明显缓解。药物带来了脱发、手足发麻等副作用，但耿飚始终没有公开药方。
湘江战役之后，湖南民间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耿飚本是湖南人，也曾喜欢吃鱼。据其女儿耿莹回忆，父亲晚年很少主动谈长征，更不吃湘江的鱼。那不是忌口，而是因为他亲眼见过太多战友倒在江岸，血污、硝烟和尸体留下的记忆，早已和湘江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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