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地点在美国，张学良与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起往事。读过《李宗仁回忆录》的他，突然竖起大拇指说：“写得好，写得好！”在张学良看来，书中那个蒋介石，和自己记忆里的蒋介石，几乎没有差别。
这句话分量不轻。张学良曾与蒋介石共事，也在西安事变中与他正面交锋；李宗仁则长期身处国民党军政高层，既是同僚，又是竞争者。两个人观察蒋介石的角度不同，结论却有相通之处：此人意志极强，手段灵活，猜忌很深，而且常常把个人判断置于制度和全局之上。
1926年5月11日，李宗仁从广西抵达广州，面见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那时的蒋介石已经掌握相当军权，却仍在党内斗争、国共关系和广州各派势力之间反复权衡。
两人谈了几个小时，蒋介石始终没有松口，只说广州局势复杂，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李宗仁回去后，对白崇禧概括了自己的印象：严肃、劲气内敛，而且狠。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并没有把这种“狠”简单理解为勇猛。他认为，蒋介石最难相处的地方，在于不愿与人共享权力，更不愿让别人形成足以牵制自己的力量。他曾评价：“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恐怕连共患难也不容易。
蒋介石的崛起，确实不只是靠战功。早年他担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借助许崇智疏于军务的机会，逐渐掌握粤军实权，又把黄埔学生安插进部队。东征陈炯明期间，他获得了声望，也积累了自己的军事班底。
但在李宗仁的判断里，蒋介石“得力于权诈多，得力于功勋少”。这并非否认他的能力，而是指出他的长处更偏向于经营局面、驾驭人物和寻找机会。
1925年以后，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矛盾加剧。蒋介石一度接近鲍罗廷、廖仲恺等人，后来又利用党内排共情绪扩大自身影响。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他进一步控制局面；1927年4月12日，南京方面发动清共，蒋介石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转折。
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像一把利刃，确实能迅速斩开阻碍，却也容易割伤身边的人。谁能为他所用，便可能得到重用；一旦被视为威胁，昔日关系也很难成为保护。
这种特点，在军队管理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北伐时期，各路部队派系复杂，蒋介石对黄埔嫡系格外照顾。军需、装备和升迁，都存在明显差别。李宗仁记得，其他部队连一双草鞋都未必足额领到，第一军却能得到额外补充。
更典型的是黄埔学生犯错。有人挪用军饷、造成亏空，蒋介石往往先严厉训斥，随后又亲自写条子，让军需部门拨款补上。换成非嫡系军官，处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李宗仁对此很不满。他认为，军法一旦因亲疏而改变，军队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组织，而会变成彼此争夺资源的集团。蒋介石重用的是“听命的人”，却未必是真正有独立判断的将领。时间一长，部下最关心的便不是战局，而是如何揣摩上意。
在军事指挥上，李宗仁的评价更加直接：“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他认为蒋介石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意气用事，喜欢在不利条件下以强硬命令维持权威。
南昌攻坚就是一例。白崇禧判断城防坚固，反对贸然强攻，蒋介石却坚持进攻，结果部队受挫。战后蒋介石曾拉着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早已预料到失败，提前准备了撤退通道，才避免局面彻底失控。
淞沪会战中，这种性格又造成严重后果。阻击目的达到后，部队已经疲惫，按军事常识应当有计划地转移。蒋介石却迟迟不准撤退，前线将领担心获罪，只能不断报告“战局尚可维持”。
李宗仁认为，与日本进行大规模战争，不能靠一时血气争长短。多守一两天并不决定胜负，有组织的撤退和仓促溃败，却是两回事。遗憾的是，蒋介石往往把撤退看成失败，把坚持看成权威，结果常常错过最佳时机。
徐州失利后，蒋介石曾对李宗仁表示，自己没有听取建议，吃了大亏，并产生下野念头。李宗仁之所以对这些细节记忆深刻，是因为他看到的并不只是一次战役成败，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决策模式：自信时刚愎自用，失败后又急于寻找责任承担者。
张学良称唐德刚笔下的蒋介石“百分之百”，大概正是因为这份回忆没有只写功过，也没有把人物处理成单一面孔。蒋介石能整合力量，敢于决断，善于在复杂局势中取势；同样，他也猜忌部下、偏袒嫡系，在关键时刻容易被个人意志牵着走。李宗仁的几句评价，之所以刺中要害，正在于它们既看到了蒋介石的锋利，也指出了锋利背后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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