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挂钟敲了九下，张建军还没回来。杨素芬把菜热了第三遍，胡萝卜炒肉丝已经蔫成了一堆，油汪汪地趴在盘底。她走到阳台上往下看，路灯底下的梧桐树影子晃晃悠悠的，路上行人稀稀拉拉，没一个像她老公。她回到屋里，把电视打开又关上，关上了又打开。新闻频道在播什么财经节目，主持人的嘴一张一合地念着数字，红红绿绿的曲线在屏幕上跳来跳去。她看了一眼就烦了，啪地按了静音。
门锁响的时候她正在洗碗池边上磨蹭，故意把水龙头拧得哗哗响。张建军进来了，脚步轻得跟猫似的，换了拖鞋，把钥匙搁在鞋柜上的托盘里，然后蹑手蹑脚往客厅走。杨素芬关了水龙头，头也没回，说又几点了。张建军的声音从客厅传来，说九点半，不算晚。杨素芬说你看看锅里的菜，热了三回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平时差不多，不冷不热的，但她知道他听得懂那底下的意思。
张建军没接话，他坐到餐桌前拉开椅子，椅子腿蹭地板的声儿刺啦一下。杨素芬把菜端出来，碗底磕在桌面上砰的一声。她给自己盛了碗饭坐下来，两个人就着那盘蔫了的胡萝卜和一碗番茄蛋汤吃了这顿晚饭。张建军吃饭不爱说话，这一点跟大多数中国男人一个样，筷子和碗碰出来的声响就是他全部的表达。杨素芬夹了一筷子菜嚼着，眼睛盯着他筷头夹到哪一块肉丝，他夹了三次菜没有一次夹到肉，全是胡萝卜。她心里头一股说不上的滋味，酸不拉几的，像那碗蛋汤里醋搁多了。
吃完了饭张建军主动收拾碗筷，在水槽前头弯着腰洗。杨素芬坐在沙发上，隔着厨房的门看他背影。他今年六十八了，背驼得厉害，后脖颈上有一块老人斑，被日光灯照着显出一片暗暗的褐色。她记不清那斑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大概就是这十来年的事。这十来年里他干了一件大事，就是炒股。从五十五岁那年开始，偷偷摸摸地拿家里的积蓄去开了户，到现在整整十二年，投进去的钱一笔一笔地加，总共五十三万。
五十三万，杨素芬是去年才发现这个数字的。那天她翻柜子找存折，无意间看见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手写的纸，上头列了个表。哪年哪月转入多少，余额多少，最后一行写了个总数，五十三万。她拿着那张纸在柜子前面蹲了好半天，腿都蹲麻了。她没有立刻发作，把纸折好放回去，原样摆在信封里。过了三天她才跟张建军摊牌，问他那张纸上的数是真是假。张建军当时正在看午间新闻，摘了老花镜搓了搓眼睛，说是真的。杨素芬问剩下多少了。他说剩了八万。她听完这个数字，站起来去厨房倒了杯水，喝了，然后把杯子搁在水槽里，转身回了卧室。那天晚上她没跟他睡一张床，自己抱了被子去了次卧。张建军也没来敲门。
后来那笔钱的事谁也不提了，像是默认了翻篇。但杨素芬心里知道，有些账是翻不过去的。五十三万，差不多是他们俩大半辈子的积蓄。她在被服厂干了二十三年，三班倒，手指头被缝纫机针扎穿过两回，现在阴雨天还疼。张建军在印刷厂当修理工，浑身的油墨味洗不掉，落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走路时间长了半边身子发麻。他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大半辈子，儿子结婚时候掏了十万首付，自己留了四十多万养老。现在这四十多万变成了股市里的几个数字，又变成了八万，剩下的那些去了哪儿，张建军没说明白，她也懒得问了。
不是不心疼，是心疼也没用了。那钱像水泼在了地上，收不回来，她总不能趴在地上一口一口地舔。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家里剩下的钱攥紧了，存折、工资卡、医保卡全锁在她那个铁皮盒子里，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睡觉也不摘。张建军对此没有意见，他每月的退休金到账，杨素芬给他留五百块零花，其余的她来管。五百块不少了，他买菜买烟坐公交，够用。但杨素芬心里清楚，这五百块里头，他总会抠出点儿来投进那个大坑里去。她懒得查，查了也是白查，他那个账户跟个无底洞似的，投多少都不见响。
可日子到底还是照常过着。每天早饭是粥和咸菜，午饭各吃各的，晚饭两个人一块儿做。张建军炒菜比她好吃，油盐放得准，火候也拿捏得好。他炒出来的青菜碧绿碧绿的，脆生生的，不像她炒出来老是黄塌塌的。所以晚饭的菜多数是张建军做，杨素芬打下手洗菜切菜。油烟机嗡嗡响着，两个人在厨房里转来转去，肩膀碰肩膀，谁也不说话。偶尔电视里的新闻飘进来一句什么，张建军的耳朵就竖一下，手里炒菜的铲子也慢半拍。杨素芬看在眼里，伸手把厨房门拉上了，说炒菜就专心炒菜。他就把铲子又搅动起来。
儿子张磊每周回来一次，带些水果和牛奶。他不太清楚他爸炒股的底细，只知道老两口日子过得还行。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张磊随口问他爸，说爸你最近还看盘吗。张建军筷子顿了顿，说不看了。杨素芬低头扒饭，没抬眼皮。张磊哦了一声，没再问。其实她知道张建军还看，每天下午三点钟准时坐到电脑前头，他那个老台式机还是儿子淘汰下来的，开机嗡嗡响，跟拖拉机似的。他戴着老花镜凑在屏幕前头，鼠标点来点去，眉头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杨素芬这时候通常都在阳台上收衣服，或者去楼下买菜。她不想看他那个表情，也不想问他今天赚了赔了。问了也是白问，赚了他也不说多少，赔了他就说还好还好。
她那句话是去年年底说的。那天大雪，儿子没回来，就他们老两口围着炉子吃火锅。肥牛卷在锅里上下翻腾，白菜叶子煮得软塌塌的。张建军喝了两口白酒，脸微微发红，忽然说素芬，我那些钱，能回来多少算多少，你别太往心里去。杨素芬从锅里捞起一片肥牛放进他碗里，说你投都投了，我说啥也没用。她就说了这一句。张建军低头看着碗里那片肉，过了一会儿夹起来吃了。那顿火锅剩下的菜后来全打包进了冰箱，第二天中午热了又是一顿。
杨素芬知道那五十三万对张建军意味着什么。不是钱本身，是别的东西。他年轻时候在印刷厂当修理工，一辈子到头最大的权力就是管着那几台机器的油路和齿轮。厂里评先进没有他，涨工资按年头排队，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排在队伍的中间位置，不上不下，不声不响。退休那天他抱着一个纸箱子回来，里面是几本工作笔记和一副用了二十年的扳手。他把箱子搁在阳台上，坐在客厅里抽了半包烟。杨素芬没问他怎么了，但他那天眼神里的空白她记住了。后来他入了股市，那个眼神慢慢又亮了起来。虽然亮得不对头，亮得让杨素芬心里发慌，但至少人不是空的了。
有一回杨素芬去菜市场，碰见邻居李大姐。李大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你家老张最近是不是还在炒呢。杨素芬说炒啥。李大姐说你不知道啊，前阵子小区那老周投了三十万进去，亏了大半，两口子天天吵。杨素芬低头挑青菜，说你听谁说的。李大姐说满小区都传遍了。杨素芬把挑好的青菜放进袋子，说我家的不炒了，早不炒了。李大姐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杨素芬提着菜转身走的时候手有点抖，但她步子迈得稳，面上也没露什么。
回到家她把菜放进厨房，张建军正坐在电脑前面，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曲线映在他老花镜片上。她走过去把窗帘拉上了，说刺眼。他嗯了一声，把屏幕亮度调低了。她没拆穿他，他也没解释。
日子就这么过，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涌的东西他们俩都心知肚明，只是都不去戳破。到了今年开春，张建军的身体出了点岔子。先是咳嗽，咳了小半个月不好，然后胸口闷得慌，晚上躺不平，得垫两个枕头靠着才能睡。杨素芬说去医院看看，他说没事，老毛病。她没跟他磨叽，直接给儿子打电话了。张磊周末回来把他爸架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做了检查，大夫说是冠心病前兆，得住院观察几天。张建军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扎着留置针，看着天花板发呆。杨素芬坐在旁边削苹果，皮削得一圈一圈地往下坠，没断。
住院那几天张建军老实了，电脑看不了，手机也不太会操作那些行情软件。他每天就翻翻杨素芬带来的报纸，翻完了就看电视。病房里电视遥控器在他手里攥着，但他翻来翻去也没找到什么爱看的。财经频道偶尔扫过一眼，他赶紧跳过去了，像是怕杨素芬看见。杨素芬倒是看见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每天中午送饭，晚上回去睡觉。有一回她走进病房，看见张建军把被单蒙在脸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她脚步放轻了，在门口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咳嗽了一声才进去。张建军把被单掀开了，脸上没什么，就是眼睛有点红。他说外头太阳太大了晃眼。杨素芬说那你眯一会儿，我把窗帘拉上。
出院那天张磊来接。大夫嘱咐了好多注意事项，少油少盐，保持心情平稳，别受刺激，定期复查。张磊点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杨素芬在旁边听着，一字不落。回去的路上她坐在后座，张建军坐副驾驶。他扭头看窗外，街两旁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他忽然说磊子，你知道不，那年你妈生你的时候，医院门口也有一排这样的树。张磊说爸你记性真好。他说人老了就记这些没用的。
杨素芬在后座没接话，但她心里头动了动。那年生张磊的时候是夏天，梧桐叶子正密，她在产房里疼了一宿，张建军蹲在外头走廊里抽了一地的烟头。护士出来说生了个儿子，他站起来腿都麻了，扶着墙走到产房门口，隔着玻璃看了一眼，然后蹲下去又哭了。这些事她也是后来听护士说的。那个哭了的年轻人跟今天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头，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和五十三万的股票。
回去之后杨素芬把家里的规矩又紧了紧。烟不让抽了，酒不让他喝了，油腻的东西少做。张建军倒也听话，烟盒扔了，酒柜上了锁，钥匙在她那儿。他每天下午看盘的时间也被压缩了，杨素芬说眼睛得歇歇。他关了电脑，坐在客厅里听广播。财经频道的节目他听了好多年，声音一响起来他就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像听戏似的。杨素芬在厨房择菜，耳朵里灌着那些涨啊跌啊的词儿，手里的活儿没停，但嘴角抿得紧紧的。
五月份的时候股市忽然来了一波行情。张建军那几天手机不离手，饭桌上也搁在旁边，屏幕亮了就瞄一眼。杨素芬看在眼里，没说话。第三天吃晚饭的时候张建军忽然放下筷子，说素芬，那八万变成九万了。杨素芬夹菜的手顿了一下，说哦。张建军又说可能还能涨。杨素芬把菜放进嘴里嚼了咽了，说涨了你就卖。他说再看看。她说随你。
那个周末张磊回来，带了个消息。他在银行工作，说内部有个稳健型理财产品，年化收益不错，风险低。他说爸，你那股市里的钱要不撤出来放这儿，安稳。张建军没吭声。杨素芬在旁边剥豆子，手上的动作没停，说磊子你别管你爸的钱，他自己有数。张磊看他妈一眼，又看他爸一眼，没再劝。吃完饭张磊走了，杨素芬在厨房洗碗，张建军站在她身后，说素芬，我想把那九万拿出来，放磊子那儿。杨素芬拧水龙头的手停了一下，说真的。他说真的。她没回头，说你自己的钱你自己拿主意。
第二天张建军果然去证券公司把钱转了出来。九万块到账的那个下午，他坐在电脑前面发了半个小时的呆。杨素芬从阳台收完衣服进来，看见他对着屏幕上一串数字愣神，她走过去把电脑关了，说别看了，钱到手了就别惦记了。他说我就是觉得心疼。她看了他一眼，说心疼啥。他说那五十三万，要是早拿出来就好了。她说你现在拿出来也不晚。他说晚了十二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些年也不算亏，至少你高兴过。
他抬起头看着她。她站在窗边，光从她背后透过来，把她头发上的白色照得清清楚楚。他说素芬，你怨我不。她想了很久，说怨过。他说现在呢。她说现在不怨了，怨也没用，你人好好的就行。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声音比平时软了一点。张建军低下头，把手握在膝盖上。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剩下的钱我给你存着，再不碰了。杨素芬走到他旁边，把一只手搁在他肩膀上，说你自己说的话要算数。
那之后张建军果然把炒股软件卸载了。电脑开机快了不少，嗡嗡声好像也小了。他把每天下午的时间腾出来，跟杨素芬一块儿下楼遛弯。小区后面那条河边修了步道，两旁的月季开得正好。张建军走在杨素芬左边，步伐慢悠悠的。他们有时候走二十分钟就折返，有时候走四十分钟，走到桥头再回来。路上碰见邻居，人家说老张你这气色好多了。他就笑笑，说老伴儿管得严。
有一天遛弯的时候，杨素芬忽然开口说，你当年要是把这五十三万拿去买房子，现在咱也是百万富翁了。张建军愣了一下，说买房子哪有炒股刺激。她说刺激有啥用，刺激不能当饭吃。他说也是。她继续说不过你高兴了这些年，也不算白花。他看着她，说你真这么想。她说真这么想。他低头走路，走了一段儿说素芬，我下辈子还娶你。她拍了他一下，说你下辈子别碰股票就行。
那天晚上杨素芬做了个梦，梦见了张建军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厂里的工装裤，手上沾着机油，站在一台印刷机前面拿扳手拧螺丝。她站在车间门口喊他吃饭，他回头冲她笑了一下，满嘴的牙白得很。醒来的时候发现张建军正侧着身子打呼噜，一只胳膊搭在她腰上。她没推开，就那么躺着，听着窗外天一点点亮起来。晨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他的后背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浅浅的，像一幅被揉皱了的旧地图。
早饭张建军做了煎蛋和热牛奶。鸡蛋煎得边沿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杨素芬说你这手艺倒是一直没退步。他说那是，做饭比炒股稳当。她听了这句话，低头喝了一口牛奶，嘴角弯了弯。
张磊周末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爸手机上的股票软件没了，问他爸你卸载了。张建军说上岸了，不玩了。张磊看了看他妈，他妈正在阳台浇花，背影没动。张磊没多问，把提回来的水果放进冰箱，出来的时候说爸，那九万我帮你存了定期，三年。张建军说行。张磊又说剩下的那些，咱们慢慢来，不着急。张建军嗯了一声。
那天中午张建军做了四个菜，清蒸鲈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紫菜蛋花汤。张磊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说爸你这厨艺开个馆子都行。杨素芬在旁边给张建军夹了块排骨，说吃你的饭，少拍马屁。张建军啃着排骨，含含糊糊地说磊子没说错，我厨艺是还行。杨素芬说你脸皮也还行。张建军嘿嘿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跟梧桐树皮上的纹路似的。
吃完饭张磊走了。杨素芬洗碗，张建军擦桌子。两个人一左一右地忙活着，厨房里安安静静的，就水流和抹布擦过的声音。杨素芬拧小了水龙头，看着水流变细了又拧回去，说建军，下回咱俩去趟菜市场早市，听说那边有活虾卖。张建军说行，我明天五点就能起来。她说那早点睡。他说好。
晚上关了灯躺下，杨素芬翻了个身，对着张建军的后背。她说你那个账户，要不要销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留着吧，做个纪念。她说纪念啥。他说纪念我干过一件亏了四十四万的事儿。她在黑暗里笑了一下，说你倒是想得开。他说想不开咋整，钱没了，人还得活。她说这倒是。
她伸出手，隔着被子拍了拍他的胳膊，像是拍一个犯了错又认了罚的孩子。他没转身，但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覆在她的手背上。他的手比以前糙了，掌心里的纹路深得很，像那些年他在股市里走过的沟沟坎坎。她没有抽回手，任他覆着。窗外的月光被窗帘挡了大半，只剩一小条白落在地板上。那小白条安安静静的，像一道没走完的K线，横在地板上，亮着。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张建军每天早上去菜市场，拎着布袋，挑挑拣拣地买。他买菜不看价，看新鲜，新鲜的贵几毛也买。杨素芬说过他两回，他说炒股亏了那么多，差这几毛钱。她就不说了。中午他做饭她洗碗，下午两个人去河边遛弯，晚上看电视看到九点半准时关。周末张磊回来，带着孩子，满屋子跑，吵得房顶嗡嗡响。张建军就笑，追着孙子要抱。
那五十三万像一块石头沉进河里，水面的涟漪早散了。但河底下的石头还在，偶尔被踩到，硌一下脚，疼一下也就过去了。杨素芬有一回翻箱倒柜又翻出那张写着总投入的纸，她看了几秒钟，没再放回柜子里，而是把它对折了两次，塞进了厨房垃圾桶的最底下。那天下午张建军从菜市场回来，看见垃圾桶里露出的纸角，他拿起来展开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重新对折好，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数字。厨房的油烟机照常响着，窗台上晒的咸菜还在风里晃，张建军炒菜的时候还是爱哼那两句听不清词的歌。杨素芬择着菜，偶尔转头看他一眼，他正把锅里的菜颠了个个儿，火苗蹿上来一截，把他的脸照得红红的。她低头继续择菜，叶子一片一片扔进盆里，水哗哗地响着，那声音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变。
有一天张建军做了一锅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油亮亮的，酱色裹得匀匀的。他夹了一块放在杨素芬碗里，说尝尝。她咬了一口，肉烂得在嘴里就化了，咸淡刚好。她说好吃。他说那多亏你买的酱油好。她说酱油还不都一样。他说不一样，我用了十二年才挑出这牌子。她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他低头扒饭，像刚才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一样。
外头的梧桐树上落了只麻雀，歪着头朝屋里看。杨素芬把碗里的红烧肉吃完，又把碗底那勺汤汁拌了饭，一口一口地吃完了。她放下碗说，以后咱家红烧肉就这个味，不准变。他嗯了一声。窗外那只麻雀扑棱棱飞走了，梧桐叶晃了几下，又安静了。
日子比那锅红烧肉炖得还慢。张建军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轻手轻脚地洗漱，然后拎着布袋出门去菜市场。杨素芬其实早就醒了，她躺在那儿听他的动静，拖鞋蹭地板的声音，钥匙碰钥匙的声音，门锁转开又合上的咔嗒声。那些声音像一根线，把每一天串起来，串成她熟悉的那种节奏。他走了之后她才慢慢起来，把粥煮上，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泡进盆里。
早市的海鲜摊在菜市场最里头，张建军每次都直奔那儿去。他蹲在塑料盆前面，挑那些活蹦乱跳的虾，手指伸进水里捞，溅出一圈圈水花。摊贩是个年轻小伙儿，认得他，说张叔今天买点啥。张建军说虾，今儿虾好。他挑了两斤，用袋子装了拎着走，又在隔壁买了一把葱和一捆芹菜。杨素芬说过芹菜炒肉丝好吃，他就记住了，每周至少买一回。
他回来的时候杨素芬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门响她把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去接他手里的袋子。虾还在塑料袋里扑腾，她看了一眼说今儿虾大。他说那是，第一个挑的。他把菜拎进厨房，一样一样掏出来码在案板上，虾倒进盆里冲洗。杨素芬站在门口看他忙活，他身上那件旧蓝布衫洗得发白，后领口磨出一个破洞。她说你这衣服别穿了，买件新的吧。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口，说还能穿，买菜穿那么新干啥。她说你总是这样，啥都舍不得。他拧开水龙头，水哗啦啦冲着虾壳，他说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你这不也对。
中午饭做好了，杨素芬端菜摆桌。两个小菜一碗汤，分量不多，吃不了搁冰箱晚上接着热。张建军吃得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要把每一粒米都嚼出味来。杨素芬已经放下了筷子，看他吃。她说你慢点嚼，牙本来就不好。他含着一口饭点点头。窗外的阳光照在桌面上，把两只碗的影子拉成长长的椭圆形。
有一回张建军忽然放下筷子说，素芬，我前天在菜市场碰着老周了。杨素芬说哪个老周。他说就是以前在厂里电焊车间那个，个子不高，爱穿皮夹克的那个。她说哦，他现在干啥呢。张建军说你猜怎么着，他前两年也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现在天天被他老伴儿骂。杨素芬说那你呢。他说我老伴儿不骂我，我老伴儿就请我吃红烧肉。她抬了眼皮看他一眼，说少贫嘴。他低头夹了一筷子青菜，但嘴角翘着的没压下去。
那天下午的河边步道走得比平时远了些。张建军在前头走着，步子不快不慢的，拐杖偶尔点在石板路上，笃笃地响。河面上有只白鹭站在浅水里，细长的腿稳稳地立着，一动不动地等鱼。杨素芬走在后面，看着张建军的背影被夕阳拉得老长，影子投在河岸的草地上，一晃一晃的。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等她，说你看那只鸟，跟咱家楼下的李大爷似的，每天固定时间站那儿。杨素芬走近了，说人家鸟是等鱼吃，李大爷是等老伴儿回家。张建军说那不一样吗。她想了想，说一样。
走回去的路上张建军说他想买个新手机。杨素芬说你那个还能用。他说我想换个屏幕大点的，眼睛不好了。她说那行，周末让磊子陪着去挑一个。他说不用他陪，我自己能买。她说你自己买又让人忽悠了。他没反驳，他知道她说得对。他这辈子买东西没少被忽悠，炒股也是。他嘴上不说，但心里清楚自己这人耳根子软，别人说几句好话他就信了。杨素芬不一样，她买东西要货比三家，比完了还要拉着脸跟人讨价还价，从来不吃亏。他不喜欢她那个讨价还价的劲头，但他知道她要是跟自己一样好糊弄，这个家早就散了。
周末张磊带着孩子来了。小家伙一进门就奔着爷爷去了，拽着他裤腿要他抱。张建军把小家伙抱起来举了举，举到一半腰闪了一下，赶紧放下来。杨素芬在旁边说你逞什么能，腰不好不知道。他说孙儿要抱我哪能不抱。张磊在旁边说爸你别抱了，让他自己跑。孩子已经自己撒腿跑开了，在客厅里转圈儿，咯咯笑。
吃了午饭张磊说要带他爸去买手机。杨素芬说我也去。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浩浩荡荡去了商场。手机店里的年轻人热情得很，上来就介绍什么新款什么配置，张建军听得云里雾里，光点头。杨素芬在旁边问多少钱，两千多，她说了个数字说太贵了，再看看。她又拽着张建军走了两家店，最后在一家老店挑了个一千出头的，屏幕够大，字体能调粗。张建军说这个行，就这个了。杨素芬付了钱，把新手机装进袋子里递给他，说别弄丢了。他说丢不了。
回家的路上张建军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把新手机翻来覆去地看，屏幕亮起来的时候他眯着眼，嘴角翘着。杨素芬坐在他旁边，怀里抱着睡着的孙子。她说你别老看，电耗完了。他把手机息了屏放进口袋，但手还隔着裤子按着那个硬邦邦的方块。杨素芬偏头看窗外，玻璃上映出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一个弯着腰护着怀里的孩子，一个坐得直直的把手揣在兜里。
那台旧手机张建军没扔。他把它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说万一新手机坏了还能用上。杨素芬说新手机哪那么容易坏。他说备着总没错。她把抽屉关上，说随你。抽屉里头除了旧手机，还有一串钥匙、一个老式的打火机、两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他说那些东西还能修，她就没扔。她知道他这人念旧，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跟他的那些股票一样，明明亏了还要留着看看。但这话她没说出口，说了他又该沉默半天。
新手机用了一阵子，张建军学会了两件事。一件是给孙子拍照片，拍完了凑近看，说拍得不好又删了重拍。另一件是看短视频，不知道谁给他装的，里头全是些讲历史讲做饭的老头老太太，他每天午睡前要看二十分钟，看着看着就歪着头睡着了，手机还搁在肚子上亮着屏。杨素芬进去收碗看见，把手机拿过来熄了屏，又把他的枕头摆正。他醒了揉揉眼说我刚才看到哪儿了。她说你都睡着了还记着看到哪儿了。他翻身起来说那我不看了，起来干活。
夏天最热那阵子，张建军忽然跟杨素芬说要买台电风扇。她说空调不是有吗。他说空调吹得骨头疼。她想了想也是，他那个腰怕凉风。两个人去超市挑了一台落地扇，回来安装的时候他趴在地上拧螺丝，她蹲在旁边给他递扳手。风扇装好了通电一试，风吹出来呼啦呼啦的，把茶几上的报纸都掀起来了。张建军把风速调到最小档，坐在风扇对面，眯着眼享受那股细风。杨素芬也搬了把椅子坐过来，跟他并排坐着吹。
他说这风好，比空调舒服。她说那就吹着吧。他把风速又调大了一档，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稀稀疏疏的白发往后倒着。她看着他那样子，忍不住笑了一声。他转头问笑啥。她说你头发都吹飞了，跟个蒲公英似的。他伸手拢了拢头发，拢完了又给风吹乱了，索性不管了。风扇摇着头左右摆，风一阵一阵地扫过他们俩，像谁在用一把大蒲扇慢慢地扇。
儿子张磊那段时间升了职，工作忙了，回来的少了。张建军嘴上不说，但每到周末就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杨素芬知道他在等，但也不说破。她洗了水果摆在桌上，说磊子这周忙，可能不回来了。他哦了一声，从阳台走进来坐下，拿起苹果咬了一口，说那咱俩吃。
苹果是脆的，咬一口咔嚓响。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啃着苹果看电视，声音开得不大，就嗡嗡响着。电视里在放什么都市剧，男女主角吵得面红耳赤。张建军看了一会儿说这俩人真能吵。杨素芬说比咱俩年轻时候吵得厉害。他想了想说咱俩年轻时候吵过架吗。她说你忘了，有一回你把我买的裙子当抹布擦地了。他愣了一下说那条花裙子。她说不然还能是哪条。他挠了挠头说那会儿我眼神不好。她说你眼神就没好过。他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说那时候穷，你买条裙子我心疼钱。她说我知道。他说那你还记恨我。她说记恨倒没有，就是忘不了。
那条花裙子的事杨素芬确实忘不了。是她结婚第三年买的，玫红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花了十八块钱。她特别喜欢，穿出去邻居都说好看。结果有天张建军擦地板，顺手把她搭在椅背上的裙子拿去浸了水当抹布了。她回来一看裙子泡在水盆里皱成一团，心疼得直跺脚。他还说这布挺吸水。她没忍住哭了，他也慌了，当晚就没吃饭去给她买了一条新的，同款同色，花了二十二。新的那条她穿了十年，后来褪色了也没舍得扔，压箱底好多年了。
她突然站起来说，我去翻翻看那条裙子还在不在。张建军说都多少年了还能在。她进了卧室翻衣柜最底层的樟木箱子，翻了一会儿真翻出来了，叠得方方正正的，玫红色褪成了浅粉，白花也黄了。她把裙子抖开举着给张建军看，说你看，还在。张建军凑过来摸了摸布面，都脆了。她说那也得留着。他又摸了摸那条裙子，像摸一件老古董。
那条裙子后来被杨素芬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太阳，晒了两天收了回来叠好，搁回了樟木箱。张建军那两天经过阳台的时候老要多看一眼那条裙子，被风吹起来又落下，飘飘摇摇的。他说素芬，你年轻时候穿这个真好看。她在厨房切菜没回头，说现在老了穿不了了。他说现在也好看。她手里的刀停了停，又继续切了。
秋天来的时候，张建军的老毛病又犯了。咳嗽断断续续的，夜里尤其明显，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杨素芬夜里醒了好几回，给他倒了温水，拍他的背。他喝完水躺下，她说去医院再查查吧。他说不用，老毛病了。她这次没随他，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她就把他的医保卡和身份证装进包里，说走，去挂号。他磨蹭了一下，但看她已经把包挎在肩膀上了，就站起来穿了外套跟她走了。
医院里人多得很，走廊里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杨素芬让他坐着等，自己挤去窗口挂号。她排了快二十分钟，挂了个专家号。回来的时候她额头上出了层细汗，头发粘在脸侧。张建军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递过去，她抽了一张擦了擦。他看了看周围说这得等多久。她说排着吧，今天下午能看上就不错了。
从上午等到下午三点多才进了诊室。大夫听诊器放在他胸口上听了半天，又让他去做了个CT。等结果的时候杨素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两条腿并拢着，手搭在膝盖上。张建军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搁在她手边，没碰到但挨得很近。她说你紧张啥。他说我没紧张。她说那你手心有汗。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心，确实有点儿潮，悄悄在裤子上蹭了蹭。
结果出来比预想的好，没有大问题，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加轻度的肺气肿，跟抽烟有关系，也跟年纪有关。大夫开了一堆药，说少抽烟，注意保暖，别受凉。张建军说烟早戒了。大夫说那挺好，继续保持。出了医院大门杨素芬站在门口台阶上舒了一口气，说吓死我了。他说你不是说不紧张。她说我替谁紧张的。他把药袋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腾出那只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走了，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他们坐公交，找了个靠窗的座儿让她坐。他站在旁边扶着椅背。车晃了一下，他往前倾了倾，手扶住了她的肩膀稳住。她说你也坐下吧，后面有座。他说我站着就行。她又说了一遍，他才挪到后面去坐。隔着两排座，他看着她后脑勺上花白的头发，被车窗外的风轻轻吹着。她不知道他在看，她正扭头看着窗外的街景，那些树那些店面一家一家地往后退。
那批药吃了大概两个月，咳嗽好了不少。夜里也安静了，杨素芬终于能睡整觉了。但她还是会在半夜忽然醒过来，侧耳听一听旁边的呼吸声，听见平稳了就翻个身继续睡。张建军不知道她这个习惯，有回半夜醒了发现她正睁着眼看他，吓了一跳说你不睡觉看着我干啥。她说我刚醒，正好看你在翻身。他信了，躺回去又睡了。她没说的是她每天半夜都会醒那么一下，已经好多年了，从他开始咳嗽那阵子就养成了。醒了确认他还有呼吸，她才能安心合眼。
有一天杨素芬去社区服务站拿药，碰见了邻居王大姐。王大姐拉住她说，你家老张那股票后来怎么样了。杨素芬说早不弄了，钱都拿回来了。王大姐说那就好，我家那口子还在弄，整天对着一堆数字较劲，烦都烦死了。杨素芬说你让他出来吧，那东西不是咱们普通人玩的。王大姐叹气说我也想让他出来，嘴皮子磨破了都不听。杨素芬想了想说那你别硬劝，你就多让他干点别的，做饭啊遛弯啊，手头忙了就顾不上看了。
那天回去杨素芬把这番话跟自己心里头掂了掂。她发现她劝王大姐的那些话，其实也是她自己这些年慢慢悟出来的。硬劝没用，打压也没用，就得让别的把那块地儿占住了。她看了看厨房里正在切土豆丝的张建军，他切得专心，土豆丝根根匀称，刀口跟尺子量过似的。他切完了又去剥蒜，一个一个地剥，指甲掐着蒜皮，剥得干干净净。他手上有事干的时候，人就不往别处想了。
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早。那天下午天忽然暗了，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筛下来，打着旋儿落在窗台上。张建军趴在窗台前看了半天，说下雪了。杨素芬在织毛衣，抬头看了一眼，说今年冷得早。他转过头说咱俩出去看看。她说下着雪呢。他说不怕，多穿点。她放下毛线针，进卧室翻出羽绒服围巾手套，两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地出了门。
小区花园里的雪已经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张建军走在前头，脚底下故意用力踩雪，嘎吱声特别脆。他说你听这声儿，跟小时候老家的雪一样。杨素芬没见过他老家的雪，但她说嗯。他弯腰抓了一把雪捏了捏，雪太干捏不成团，散了。他说这雪不粘，做不了雪人。她说想做雪人去东北。他说那咱明年去东北。她说你又来了，天天计划这儿计划那儿。他嘿嘿笑着，把手里的雪末撒出去，像撒了一把白芝麻。
他们在雪地里走了十来分钟，耳朵鼻子都冻红了才上楼。进了屋暖气一烘，眼镜片立刻蒙了一层雾。杨素芬摘了眼镜擦，张建军已经把外套脱了挂在衣帽架上，转身去厨房烧水。水烧开了泡了两杯茶，端出来一人一杯。杨素芬捧着茶杯暖手，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把对面楼顶都盖白了。她说这雪要是下到明天早上，能堆起来。他说那明天咱下去堆雪人。她说你堆得动吗。他说堆不动也得堆，这辈子还没堆过雪人呢。
那天晚上张建军果真在手机上搜了一晚上的堆雪人教程。杨素芬睡到半夜听见旁边被窝亮着微光，翻过去一看他正趴着看手机，下巴搁在枕头上。她说你不睡觉看这个。他说学学，明天用。她说你白天学不行吗。他说白天晚了。她把手机从他手里抽走放在床头柜上，说明天我教你堆，睡吧。他把被子裹了裹，过了一会儿呼噜声响了。
第二天雪停了，太阳出来照在雪上，明晃晃的刺眼。杨素芬履行了承诺，两个人穿戴整齐下了楼。花园里的雪被物业扫了大半，只留了花坛边上的一小片。张建军蹲在那片雪前头，用手把雪拢起来，拢了半天拢成个歪歪扭扭的圆锥。杨素芬蹲在旁边给他帮忙，把雪拍实了，又找了两个黑纽扣当眼睛，一根胡萝卜当鼻子。雪人做出来矮墩墩的，鼻子有点歪，但张建军围着它转了好几圈，说好看。他说咱拍张照。杨素芬站到雪人旁边，他举起手机咔嚓了一张。照片里她笑得很浅，雪人的鼻子歪着，背景是白茫茫的雪地和一排掉了叶子的树。
那照片被他设成了手机壁纸。杨素芬后来看见了也没说啥，就是把自己的手机壁纸也换成了那张，两个人用了一样的桌面。张磊周末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说你俩这情侣壁纸挺浪漫啊。张建军说啥叫情侣壁纸，就是一张照片。杨素芬在旁边补了一句，你爸堆的雪人丑得很。张磊笑着说丑也是您俩堆的，好看。
冬天过完就是春节。那年春节刘萍萍从南方回来了，张磊一家也回来了，满屋子都是人。杨素芬从腊月二十四就开始备年货，买鱼买肉买糖果，冰箱塞得连门都关不上。张建军负责炖肉，一锅一锅地炖，红烧的酱香的，满楼道都能闻着味儿。除夕晚上一大家子围在餐桌边上，菜摆得桌上放不下，叠着盘子摞着碗。张建军站起来给大家倒饮料，倒到杨素芬那儿的时候多倒了半杯，说老伴儿辛苦了。杨素芬说你别光嘴上说，把鱼尾巴夹给我。他赶紧把鱼尾巴夹到她碗里，又给她夹了块排骨。
年夜饭吃到一半，张磊忽然说爸，我听说你最近又看手机上的股票了。空气安静了两秒。张建军筷子顿了一下，说没看，就看新闻。杨素芬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说看新闻也没事，别往里投就行。张建军说我真没投，就看看。杨素芬说你看看就看看。张磊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他妈一个眼神压住了。这个话题就那样翻过去了，像一片树叶从水面上漂走，谁也没再捞起来。
那天晚上包饺子的时候，杨素芬跟张建军在厨房里一个擀皮一个包。外头客厅里孩子们在吵吵闹闹地看春晚，厨房门关着，两个人被油烟和白汽包围着。杨素芬擀着擀着忽然说你真没投吧。张建军包饺子的手停了一下，说真没。她说那你看新闻干啥。他说就是习惯了，看了十二年，一下子不看心里空。她把擀面杖放下，说你心里空不空的我不在乎，你别再把钱往里扔就行。他说不会了，我跟你保证。她看着他包饺子的手，那双手指头粗短，但捏饺子皮捏得又快又好，花边匀匀的。她说保证有用吗。他说有用，这次是真的。
她把擀面杖又拿起来继续擀，说行，我信你。他说你信我就行。两个人又低头忙活了，一个个白胖的饺子在案板上排着队，挤挤挨挨的。窗外的鞭炮声忽然密集起来，轰隆隆的一片，玻璃都震得颤了颤。张建军抬头看了看窗外，说十二点了。杨素芬说嗯，新年了。他说素芬，新年快乐。她把擀好的最后一张皮递给他，说你也是，新年快乐。
初五那天刘萍萍走了，张磊一家也走了，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张建军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开走，一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进来。杨素芬正在收拾孩子们留下的玩具，一个个往箱子里装。他说都走了。她说走了，明年再来。他坐下来揉了揉膝盖，说这年过得快，一晃就初五了。她说你歇着吧，我收拾。
那天下午天气忽然暖和起来，雪化了大半，路面上湿漉漉的。张建军说出去走走，杨素芬放下手里的活跟着下了楼。河边步道上的雪已经扫了，石板缝里还有些残雪，被踩成灰黑的一层。他们走着走着又走到那座桥上，桥下的河水涨了一些，哗哗地流着。张建军扶着桥栏杆往下看，说这水比夏天急。杨素芬站在他旁边，说雪化了。
他们在桥上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张建军忽然说素芬，那五十三万，我还想跟你说件事。杨素芬的心提了一下，说啥事。他说我其实后来算过，亏的四十四万里头，有三万多是我帮老周操作的时候赔的。杨素芬转头看他，说老周的钱你也管过。他说他让我帮忙看着，我就看了几天，结果跌了，他不怪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杨素芬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说那三万你自己赔的。他说嗯，从零花钱里挤出来的，没动家里的。她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啊。
她说你这个人啊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心疼，就是那种叹了半口气又咽回去的动静。张建军知道她那个语气，低着头看着河水。她说那三万里头有我每个礼拜给你那五百块里省下来的吧。他没吭声。她说我就知道你五百块花不完，原来干这个了。他说那钱已经没了，你别生气。她说我没生气，就是觉得你傻。他说我傻了一辈子了。她说那倒是。
她把手搭在桥栏杆上，两只手叠着，手指磨着那根冰冷的铁杆子。她说以后别替别人操这个心了，管好自己就行。他说好。她又说老周那人你少来往，自己亏了钱还让你赔。他说他也没让我赔，是我自己给的。她说他不要你就非得塞给他。张建军没话说了。
回去的路上两个人走得很慢，步道上的雪水把鞋底打湿了，走路的时候有水渍声。张建军跟在杨素芬后面半步，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微微塌着，走路的步子比以前慢了。他想说什么，但张了几次嘴没说出来。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回头，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好说话了，谁让你帮忙你都帮，自己吃亏也不知道说。他嗯了一声。她说以后改改。他说我尽量。
那天晚上杨素芬翻来覆去没睡好。她不是生气那三万块钱的事，她是想着张建军这个人的性子。心软耳根也软，别人说几句好话他就信了，答应了的事咬着牙也会做到。这一辈子他因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亏，厂里评先进他帮别人拉票把自己拉下去了，分房子他让给同事了自己多等了三年。炒股也是，老周让他帮忙他就帮，帮完了亏了还自己掏钱填。她不是气他傻，她是气他傻的时候忘了自己背后还有个家。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跟他说，以后你的零花钱我给你加到八百。他抬头看她。她说多了三百你爱怎么花怎么花，但是有一条，别替别人操心钱了。他想了想说行。她又说你那把老骨头了，该歇歇了。他没说话，低头喝粥。过了一会儿他说素芬，你其实不怨我，对吧。她剥着鸡蛋，蛋白一片一片地剥下来搁在他碟子里，说我怨你有啥用，你自己过得好就行。
鸡蛋剥好了白嫩嫩地卧在他碟子里。他夹起来咬了一口，蛋白软软的，蛋黄还有点溏心。他说你剥鸡蛋的手艺也好。她说剥了五十多年了，能不好吗。他把剩下半个鸡蛋吃了，喝完了最后一口粥，站起来收碗。她看着他把碗端进厨房，水龙头哗哗响起来，她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过了元宵节，张建军又去了一趟证券公司。不是去交易，是去销户。柜台的小姑娘问他您确定销户吗，这账户开了十二年了。他说确定，年纪大了不玩了。小姑娘办好了手续把最后一张回单递给他。他接过来折好放进口袋，走出了那扇玻璃门。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排金字招牌，然后转身走了。回家他把那张回单给杨素芬看，说销了。她看了一眼，说嗯。他把回单压在电视机柜底下，跟那些旧照片放在一起。
那天下午他在阳台的躺椅上睡着了，手机掉在肚皮上。杨素芬从屋里出来给他盖了条薄毯子，把手机拿起来熄了屏。手机壁纸上还是那张雪人照片，雪人的胡萝卜鼻子歪着，她站在旁边微微笑着。她把手机轻轻搁在他旁边的矮桌上，然后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随手拿起他没织完的那截围巾接着往下织。针线在她手指间穿来穿去，毛线团慢慢变小，围巾一寸一寸地变长。他打呼噜的声儿轻轻的，跟炉子上炖汤的那个咕嘟声差不多。阳台上那几盆薄荷长得正旺，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她织着织着也困了，靠进椅背里半眯着眼。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又放下，她也不去拢它。
那五十三万的事大概就这么过去了。像一条河改了个道，新河道慢慢稳固了，旧河道就干涸了，长满了草。没人再提起那个数字，也没人再去回想这些年亏掉的每一天。日子像炉子上的水，不沸不冷，就那么温温地冒着细泡。张建军每天早上还是去菜市场，中午做饭，下午遛弯。杨素芬还是管着家里的账，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在小本子上。每个月月底她把本子翻开来看，收入支出列得整整齐齐，余额一栏的数字稳稳地涨着。
春天又来了，河边的柳树发了新芽，桃花开了几朵。张建军开始学打太极拳，在小区花园里跟着一帮老头比划，动作不标准但很认真。杨素芬有时候在阳台上看他，他在队伍最后一排，抬手抬脚都比别人慢半拍，但眉头是松的，嘴角也是松的。她看着看着就转身进屋继续忙她的去了。
有一回吃饭的时候张建军忽然说，素芬，我想把老家的老屋修一修。杨素芬说他老家的那房子早没人住了，屋顶都塌了一半。他说我想修好了咱们夏天回去住两个月。她说那得花多少钱。他说钱不够就从退休金里慢慢攒。她想了想说行，攒吧。他高兴了，那天晚上多吃了半碗饭。
修房子的事他真的开始张罗了。打电话问老家的亲戚估了价，翻出存折看了看余额，又掐着指头算了算每月能攒多少。杨素芬看他算得认真，也没泼他冷水。她把家里开销又紧了紧，少买了一件外套，少去了一回饭店。他发现了，说你别省，该花的花。她说你修房子的钱我帮你攒。
他看着她，看着她在灯光底下低头算账的侧脸，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笔尖在本子上沙沙地划。他说素芬，你说我炒股这十二年，是不是把你耽误了。她头也没抬，说耽误啥了。他说耽误你过好日子了。她把笔放下，抬头看着他，说啥叫好日子，顿顿有肉吃就叫好日子。他说你就这点要求。她说我这辈子就这点要求，你做到了。
她把本子合上收进抽屉里，站起来去厨房收拾碗筷。他跟着站起来，接过她手里的碗说我来洗。她说你洗吧，我歇会儿。她坐在客厅沙发上，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响着，碗碟碰撞的清脆声有一搭没一搭地传来。她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听着那些声响，嘴角弯着没放下来过。
春天过完就是夏天，修老屋的事张建军当真了。他托老家的远房侄子拍了照片发过来，三间砖房，院墙塌了半边，屋顶的瓦片缺了大半，院子里长满了齐腰的草。照片像素不高，模模糊糊的，但张建军盯着看了好半天，说这院子我小时候就在里头跑。杨素芬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还能住人吗。他说修修就能住，墙是实的，屋顶换上瓦就行。她没再说话，由着他去张罗。
那阵子张建军每天要打两个电话，跟侄子商量买什么材料、请什么人干活。电话费涨了不少，杨素芬查话费的时候看见了，也没说他。他打完电话就在纸上画图，画他们老家那院子的格局，东屋西屋堂屋，厨房在哪里，茅房在哪里，门朝哪儿开。他画得仔细，拿尺子比着画直线，画完了举起来给杨素芬看，说等修好了，夏天咱回去住，院墙根底下种一排月季，就跟咱妈当年种的一样。杨素芬说月季好养活，不用费心。他说就是，我妈说那月季从老宅子上剪的枝扦插的，活了三十多年。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里有种光，杨素芬觉得那光跟前些年看股票的时候不一样，那会儿是燥的，这回是静的。
六月初侄子来电话说材料备好了，人工也找着了，问什么时候动工。张建军翻了翻黄历说六月十八宜动土，就那天。他又翻存折看了看，这几个月攒的钱加上原先剩的，大概够把屋顶院墙弄好，里头简单抹个墙。他跟杨素芬汇报了预算，杨素芬说还差多少。他说不差，省着点花够了。她说厨房的灶台也得修，不然没法做饭。他说那得再加三千。她说行，从我的私房钱里扣。他看着她，说你还有私房钱。她说哪个女人没点私房钱。他嘿嘿笑了。
六月十八那天张建军特意起了个大早，给侄子打了视频电话，那边开着免提，锤子砸墙的声音咚咚地传过来。他戴着耳机趴在沙发上看手机屏幕，工人们正在拆塌了的屋顶，一摞一摞的旧瓦片被搬下来堆在院子里。杨素芬端了早饭过来，他摆了摆手说不饿，眼睛没离开屏幕。她叹了口气把早饭放在茶几上，说吃完再看。他哦了一声，端起粥碗边喝边看，一双眼睛长在手机上了。她坐在对面吃自己的饭，由着他去。
修房子的进度比预想的快。侄子干活利索，带的工人也是熟练的把式，半个月不到屋顶就上了新瓦，院墙重新砌了起来。张建军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打电话问情况，晚上看侄子发过来的照片，翻来覆去地放大看细节。有一回他指着照片里的一截老木梁说这根梁没换，是我爷爷那辈的。杨素芬凑过去看，就一根灰扑扑的木头，看不出什么特别。他说这根梁有年头了，得留着。她说你留着吧。
七月中旬房子修完了，侄子拍了完整的视频发过来。院子平整了，青砖铺了地，墙根底下留了一条土沟准备种花。堂屋里刷了白墙，虽然有些粗糙，但亮堂堂的。新装的木头窗框还没上漆，露着原木的浅黄色。张建军把视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安静，看到第三遍的时候他摘了老花镜揉了揉眼睛。杨素芬在旁边坐着没说话，等他把眼镜戴上才开口说，啥时候回去看看。他说等凉快点儿吧，现在热。她说那就立秋。
立秋那天气温还真降了些。张建军早几天就开始收拾东西，换洗衣服、驱蚊水、手电筒、充电器、他那个老茶杯，一样一样装进一个帆布袋里。杨素芬在旁边看着他忙活，说咱就回去住几天，你带这么多干啥。他说有备无患，乡下不比城里。她没拦他，自己也收拾了个小包，带了两件薄外套和几包常吃的药。
侄子开车来接的，从城里到老家三个多小时，后半程是乡村公路，坑坑洼洼的，颠得骨头都松散了些。张建军坐在副驾驶上，车窗摇下来一半，风呼呼灌进来，把他头顶那几根白头发吹得东倒西歪。他看着窗外，路两旁的庄稼地一片绿油油的，玉米高粱都长得很高了，叶子在风里哗哗地翻。他说这路我小时候走，是土路，下雨天全是泥。侄子说现在修了水泥路了，好走多了。张建军说还是认得出来，这个弯道这个坡，没变。
到了老屋门口，车刚停稳张建军就开门下去了。他站在院门前，抬头看着新换的黑漆大门，伸手摸了摸门框上的木头，摸了半天。侄子说叔你进去看看。他推开门走进去，院子里的砖地干干净净的，墙根那条土沟里已经插上了月季枝条，嫩绿嫩绿的，精神得很。堂屋门敞着，白墙映着光，屋里亮堂。他站在院子中间转了一圈，手插在裤兜里，嘴角翘着没放下来。杨素芬跟在他后面走进来，也四处看了看，摸了摸窗台，说这窗台做得低，夏天能搁盆花。张建军回头看她，说你喜欢花咱就种。
他们在老屋里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被鸡叫吵醒，窗外天刚蒙蒙亮，空气里有露水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张建军起来烧水泡茶，端着一杯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喝。杨素芬慢一会儿起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院子扫了一遍，月季也浇了水。她说你起这么早。他说睡不着，外面的鸡叫得欢。她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也端了杯水，两个人就着晨光喝。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落了两只麻雀，歪头看他们。他说这树也有年岁了，我小时候就在这儿爬。她说你现在爬不上了。他说那是，现在爬上去下不来。
白天他们去村里转了转，看看老邻居。张建军的发小还在，住在村东头，两个老头坐在屋檐下聊了一下午。聊小时候下河摸鱼，聊年轻时候谁先娶的媳妇，聊这些年谁家的孩子有出息。张建军笑得前仰后合的，那是我没见过的那种笑，敞亮的，整个牙床都露出来了。杨素芬在旁边的灶房里帮人家择菜，耳朵里灌着他们的笑声，手里的活没停。
晚上村里安静得厉害，天黑了就黑透了，一点灯光都没有。杨素芬早早就上了炕，炕是新盘的，铺了厚厚的褥子，睡着舒坦。张建军躺在她旁边，透过窗框看外头的天。他说你看星星，真多。她翻了个身也看，满天的星星密密匝匝的，在墨一样的天上亮着。她说城里看不见这么多。他说那是，光太亮了。两个人并排躺着看星星，谁也没再说话，就那么看着，直到眼皮沉了合上眼。
回去的时候张建军比来的时候话多。坐在后座跟杨素芬说，明年夏天再来，把院子里的葡萄架搭起来，后年就能吃上葡萄了。她说你倒是想得远。他说人得有点盼头。她看着他，他靠在座椅上，侧脸映着窗外的光，那些皱纹里都是松快的。她说行，搭葡萄架。
回到家已经是九月初了。杨素芬把带回来的东西一样样归位，衣服洗了晾上，药放回抽屉。张建军坐在沙发上翻手机里拍的照片，老屋的、院子的、月季枝条的、发小的。他翻得很慢，每张都看好几眼。杨素芬把晾好的衣服收进来叠着，他忽然喊她过去看一张照片。她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是早晨拍的院子，阳光斜斜地照在砖地上，墙根的月季叶子上挂着露珠。他说你看这个光，多好。她说嗯，是好看。他把那张照片设为手机壁纸，替换了雪人那张。
秋天来的时候张建军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比去年好。大夫说保持得不错，就是腰还得注意。他高兴了，回来跟杨素芬说大夫夸他了。杨素芬说大夫夸你你高兴，我夸你你咋不当回事。他说你夸我不也一样高兴。她说我啥时候夸过你。他说你今早说我炒的蛋嫩，那就是夸。她愣了一下，想不起来早上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但他说有就有吧，反正她每天确实都在夸他，只是她自己没留意，炒菜咸淡了说一句，扫地干净了说一句，连他浇花浇得好也说一句。那些话轻飘飘的，她自己说了就忘了，他却一句一句攒着。
十月份张磊带着孩子回来住了两天，张建军高兴，下厨做了一桌子菜。饭桌上张磊说要出差去外地半年，杨素芬说那可得注意身体，天冷多穿。张磊说妈你别操心，我都多大的了。张建军在旁边给他夹了块排骨，说去了外地别老吃外卖，自己学着做。张磊说知道了爸。送走张磊之后张建军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杨素芬说你想他了。他说不是想，就是觉得孩子大了，用不着咱了。她说用不着咱咱就自个儿过，也好。他说那倒是。
冬天又来了，雪没去年那么早，一直等到十二月底才下了一场薄的。张建军这次真的去买了修房子时说的那种防风保暖的厚棉裤，穿上去两条腿粗了一圈，走路像企鹅。杨素芬笑他，他也不恼，说暖和就行。他每天早上还是出去走一圈，穿着那条厚棉裤，把裤脚塞进靴子里，裹得严严实实的。回来的时候鼻尖冻得通红，杨素芬把热毛巾递过去让他敷，他敷着脸说外头真冷。她说冷你就别出去。他说不行，得走。
元旦那天就他们俩。杨素芬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张建军擀皮她包，包了满满一盖帘。饺子下锅的时候白汽把厨房的玻璃窗糊了，她拿抹布擦了擦，看见外头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她叫张建军来看，说你看那灯，跟咱刚结婚那会儿的路灯一个样。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往外看，雪花在灯光底下飘，细细密密的，像筛下来的一层面粉。他说确实一样，就是亮了点。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靠了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然后转身去捞饺子了。
那顿饺子吃得热气腾腾的，两个人面前一人一只碗，醋碟里搁了蒜泥。张建军咬了一口烫着了，哈着气嚼。杨素芬说你慢点。他说今年饺子好吃。她说每年都一样。他说今年不一样，今年有盼头。她问他盼啥。他说盼明年夏天回去搭葡萄架，盼后年吃葡萄，盼大后年孙子长大点咱带他去爬老屋后面的山坡。他说了一大串，她听着，给他碗里又添了几个饺子。她说行，都盼着。
那之后的日子平稳得像一只斟满了水的碗，端端正正的，走路的时候水面只微微晃一晃。张建军不再看手机上的新闻了，最多看看天气预报和孙子发过来的语音。他的老花镜换了一副新的，度数深了些，现在看报纸要离远一点儿。杨素芬也添了副老花镜，颜色选了浅金的框，她说戴上显得年轻点。张建军说她戴什么都年轻。她瞪他一眼说你这张嘴最近抹蜜了。他说没有，就实话。
冬去春来，老屋院子里的月季应该又长高了一截。张建军每周跟侄子视频一次，让他拍月季给他看。新发的枝条上已经冒了花苞，粉红色的，紧紧裹着。他说等开了花让他多拍几张。杨素芬在旁边织着毛衣，听着他跟侄子唠那些花啊草的事，心想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不用冒险的盼头。她想起前些年的那些午后，他对着电脑屏幕上花花绿绿的线条眉头紧锁的样子。那些日子过去了，像一场低烧，退了之后人反而更精神了。她手里的毛线针一下一下地进，围巾的新颜色是一截深蓝带灰的，他穿上肯定好看。
张建军现在每天睡到六点多才起，起来也不急着出门。先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看楼下花园里的那些花开了没有，然后慢悠悠地洗漱。杨素芬在厨房里煮着稀饭，听见动静就多盛一碗。两个人坐下来吃早饭，有时候说几句，有时候什么也不说。窗台上那几盆薄荷又长疯了，绿油油的蔓到盆外边垂下来。张建军有回看着那些薄荷说，跟咱一样，老了还使劲长。杨素芬说那叫生命力。他说对，生命力。
三月底的一个下午，阳光暖得跟初夏似的。张建军吃完饭说想去河边走走，杨素芬放下手里的活跟他出了门。河边的柳树已经绿了，枝条垂在水面上，风一吹就划出一道道细纹。张建军走在前面几步，忽然停下来弯腰在地上捡了什么东西。杨素芬走近了，他手里攥着一块扁扁的石头，青灰色的，边缘圆润。他把石头递给她看，说这石头像不像咱老家河滩上那种。她接过来摸了摸，滑溜溜的，还带着太阳晒过的余温。她说像。他说留着，回去搁花盆里当摆件。她把石头握在手心里，跟他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他脚底下一个趔趄，身子晃了一下。杨素芬眼疾手快扶住了他的胳膊，说你走路看地上。他站定了，说踩到一个石头疙瘩。她没松手，就这么扶着他走了后半程。他把拐杖换到另一只手里，空着的那只手被她握着，两个人的手心都是暖的。走到河边那座桥上他停下来歇了歇，看着河面上那几只野鸭子，它们游累了就浮在水面上不动弹，顺着水漂。他说你看那鸭子，多自在。她说嗯。
那天晚上回来杨素芬把那块青石头洗了洗，搁在了阳台的薄荷盆里。灰绿色的石头衬着鲜绿的叶子，颜色搭得很好看。张建军晚上去阳台浇花的时候看见了，蹲下来摸了摸那石头。她隔着纱门看他蹲在那儿，月光落在他的后背上，把那件旧棉布衫照得发白发亮的。他没看见她，她也没出声，就那么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回屋了。
她坐在客厅里把那件深蓝带灰的围巾最后几针织完，收了线头，叠好放在茶几上。等他浇完花进来，她把围巾递给他，说试试。他拿起来展开看了看，说这颜色好看。然后围在脖子上转了转，长短刚好，厚薄也刚好。他低头看着围巾尾端那排匀匀的针脚，说暖和，刚好。她说暖和就行。他摘下来叠好放回她手里，说天冷再戴。她接过来，心想还几个月才天冷呢，但她说好。
那晚她睡得比平时沉。半夜醒了一次，旁边的呼吸声依然平稳，窗外的月光比往常亮了些，照在地板上白花花的一片。她侧了侧身，把胳膊搭在张建军的胳膊上，他睡得沉，没醒。她闭着眼又睡了。梦里她回到了老屋那个院子里，月季开满了墙根，红红粉粉的一大片。张建军在搭葡萄架，木头架子已经立起来了，他正站在梯子上绑横梁。她喊他下来歇会儿，他低头冲她笑了一下，说再等会儿就搭好了。她在梦里站在那开满花的院子里等，太阳暖融融的，葡萄架上的新藤正在风里轻轻地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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