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今天凌晨打来的。我正坐在灶台前面烧水，水壶的盖子被蒸汽顶得轻轻跳动着，像一枚正在被缓慢翻动的旧书页。我伸手把火关了，水汽散尽之后，听筒里传来表妹的声音。她说“哥，我妈走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一根被反复拉直了太多次的旧线头，在即将断裂之前，已经先学会了不发出更多的声响。我握着听筒，站在灶台前面，窗外的天还没有亮透。

他才三十岁。不是“他”，是“她”，是我大姑。三十岁，这个年纪放在别人身上，还在拼事业、带孩子、还房贷，还在计划着下一个假期的去处。而她的人生，在三十岁这一年，被按下了停止键。那些她计划过的、期待过的、还没来得及开始的事情，在熄灯之后不会再被重新点亮了。她躺在那里，窗外的路灯在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道细长的光，像一封被合上了的信。

大姑走之前那几天，一直在念叨一句话：“我还没看着小军结婚呢。”她侧躺在床上，面朝着窗户的方向，她的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的树梢上。她说“小军”的时候声音会轻一些，像在念一个她已经念过很多次的名字，边角已经磨得发软了。她走的时候，小军还没有结婚。她没能等到那一天。

我坐在灶台前面，那碗面条已经凉了，面条泡涨了，像一封被水泡烂了的信，字迹洇开，再也看不清了。水槽里还泡着大姑上次来我家时用的那只搪瓷杯。我把它拿起来，冲了一下，搁回灶台边沿上。她的手指在杯沿上停过的地方已经被水冲掉了，杯沿重新恢复了光滑和干净。

三十岁，那扇门在她身后合上得太早了，早到那根旧线头还没有被完全拉直，就已经断在了它自己还没有到达的位置上。她走的时候，灶台上的水还烧着，蒸汽从壶嘴冒出来，在空气中散成一层薄薄的白雾，像一封信正在被缓慢展开，在最关键的一行字还没有被完全读完之前，就被窗外的一阵风吹落了桌面，落在地上，没有人来得及弯腰去捡。它已经不再需要被寄出了。收件人的地址已经模糊了，信封的边角已经卷了起来。它只是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不会再被拆开的位置上，在每一次风穿过窗户的时候轻轻动一下，然后恢复静止，等待着永远不会再发生的那次打开。那扇门依然虚掩着，留着一道细缝，光从外面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窄窄的亮痕，像一封还没有被写完的信。那道亮痕在每天同一时间、同一角度、同一亮度地出现在墙上，然后在傍晚收窄成一条线，再被夜色完全吞没，第二天早晨又重新出现在原来的位置，不偏移，不褪色，也不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