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河北、河南、山东一带洪水横行，空军运输机飞临后河村上空。机上的诸惠芬几次压低高度，却始终找不到准确投送点。地图上没有这个小村庄，下面只有一片茫茫水面。
空投粮食不是简单地把物资扔下去。村子太小，误差稍大，粮食就可能落进水里。诸惠芬沿着若隐若现的电线杆寻找方向，飞了大约十分钟，终于看见岸边有人挥动旗子。
“那里有人！”
机组迅速调整航线，物资准确落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这个细节，后来常被提起。因为诸惠芬自己曾经挨过饿，她很清楚，一袋粮食对灾民意味着什么。
诸惠芬1937年1月出生于上海嘉定。她4岁时，父亲因长期劳作去世；6岁时，母亲也离开人世。年幼的她和弟弟失去依靠，只能由一位当店员的叔叔收养。
那是生活十分艰难的年代。为了填饱肚子，诸惠芬跟着叔叔到街上捡过烂菜。叔叔家里同样贫困，却仍想办法供她读书。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
上海解放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教育和救济政策也开始向普通家庭倾斜。1950年，诸惠芬依靠国家助学金继续读书。对一个失去双亲的孩子来说，这份帮助不只是学费，更是一条能够走出去的路。
1956年6月，她高中毕业。是继续升学，还是学一门谋生手艺？就在她犹豫之际，空军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收飞行员，女生也在招收范围之内。
机会来得突然。诸惠芬报名参加选拔，经过严格体检和审查后，成为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19岁那年，她进入徐州空军第五预备学校，开始接受飞行员所需的基础训练。
预校训练强度很大，体育、耐力和高空适应都不能缺。很多人以为女学员体力会吃亏，诸惠芬却用一次次训练证明，飞行员的标准只看能不能完成任务，不看性别。
1957年，她进入空军长春第二航空学校学习飞行。高空训练需要胆量，也需要冷静。诸惠芬常常主动争取第一个上机，遇到难题不躲，训练成绩一直很突出。
1958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被分配到空军运输机部队。运输机飞行看似平稳，实际任务复杂，既要熟悉飞机性能，又要适应不同天气、不同航线和不同起降条件。
她完成飞机改装训练后，又通过“四中气象”等飞行课目考核。1961年夏天，诸惠芬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对一名年轻女飞行员而言，这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机组安全和任务成败都压在肩上。
一次执行山东空降任务时，机组连续飞行多个架次，累计飞行时间达到8小时。最后一次起飞后，诸惠芬突然浑身发热，四肢无力，但意识仍然清醒。
按飞行规定，飞行员突发疾病，应当尽快就近迫降。可此时任务尚未完成，机组也不能贸然改变航线。诸惠芬判断自己还能保持操纵能力，于是咬牙坚持飞完航程。
“我还能坚持，先把任务完成。”
飞机落地后，她已经无法站稳。送医检查，确诊为疟疾。不得不说，这次经历并不值得被简单描述成“英雄壮举”，它更说明运输机飞行对纪律、判断和身体状况都有极高要求。
洪灾空投只是她飞行生涯中的一部分。军事运输、空投演习、抢险救灾，诸惠芬承担过多种任务。她既敢于在复杂情况下作出决定，也严格依靠航图、气象和飞行程序寻找依据。
1964年，27岁的诸惠芬被空军授予“优秀女飞行员”称号。空军自组建以来，她是获此称号的女性飞行员，并被收入《空军英模名录》正文。
她后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成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3年，36岁的诸惠芬出任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承担行政和政治工作。
这次调动看起来跨度很大。一个长期驾驶运输机的飞行员，转到民航系统担任领导职务，靠的不只是飞行技术，还包括多年部队工作形成的组织能力和责任意识。
1979年，42岁的诸惠芬回到空军，任武汉后勤部副政委，行政级别为正师级。容易被忽略的是，当时干部职务与工资级别并不完全同步。
她在民航总局副政委任上6年，工资却仍按副团级标准发放，每月80元。职务提高，并不意味着待遇同步变化，这正是当年干部管理制度中的实际情况。
诸惠芬生活简朴，很少添置新衣服。同事劝她打扮，她却说，空军飞行服已经是最好看的衣服。那个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孤儿，最终把大半生都交给了飞行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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