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5日，山西平型关，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把部队埋伏在山谷两侧。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突然开火，凭借近战和地形优势，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需物资。它的意义不只是消灭了多少敌人，更在于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取得有影响力的胜利。“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就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战场很快转向晋北。1937年10月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附近两次设伏，袭击日军运输线，歼敌数百，击毁汽车，迫使日军补给受阻。此战没有大兵团硬碰硬，却有效牵制了日军南下，对忻口方向的防御起到了配合作用。
10月19日晚，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又突袭代县阳明堡机场。陈锡联指挥部队摸黑接近机场，利用日军防备松懈的时机发起攻击，击毁日军飞机二十余架，歼灭守备人员一百余人。机场遭到破坏后，日军在晋北的空中支援受到牵制。
这几场战斗有个共同特点：规模不算大，选择却很准。打运输线，打机场，打辎重，专门挑日军的薄弱环节下手。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压力，八路军则在敌后寻找破口，两种作战方式不能只用投入兵力来衡量。
1938年3月16日，刘伯承指挥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山西黎城神头岭设伏。日军增援部队沿山道进入伏击区后，遭到突然打击。战斗持续一天，日军伤亡惨重。神头岭战斗后来被日军方面视为典型的伏击战，说明八路军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山地作战方法。
一个月后，长乐村战斗爆发。4月16日，八路军第129师在武乡长乐村附近伏击日军，配合反“九路围攻”作战，重创来犯部队。关于日军伤亡数字，不同资料存在差异，但这场战斗确实是晋东南反扫荡中的关键一仗，直接巩固了太行、太岳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能不能守住，靠的不是一场漂亮战斗，而是连续不断地打击。1939年9月，日伪军进攻晋察冀边区陈庄，贺龙指挥八路军第120师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办法，经过数日作战，重创来犯之敌。陈庄战斗之后，晋察冀边区的交通和群众组织得到进一步稳固。
有意思的是，黄土岭战斗的战果带有特殊分量。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向晋察冀根据地进攻，杨成武指挥部队在黄土岭一带反击，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长期参加侵华作战，他的死亡对日军士气和指挥体系都造成冲击。
1940年8月20日开始的百团大战，则是敌后战场一次集中爆发。八路军对华北铁路、公路、据点发动大规模破袭，参战部队达到上百个团，战斗持续到1941年1月。作战重点不是单纯争夺城市，而是破坏日军交通网络，打击其“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的战果和影响都很大，但也带来了更严酷的反扑。日军随后加强“扫荡”，根据地军民承受巨大压力。这个细节不能略去，否则就容易把敌后战争写成一连串轻松取胜的故事。真实的抗战，胜利往往伴随着伤亡和根据地收缩。
1943年10月24日，山西韩略村伏击战中，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在王近山指挥下，袭击日军军官观战团。被伏击的人员主要是参加“战地观摩”的日军军官，八路军歼灭其中一百二十余人。人数看似有限，却直接打击了日军基层指挥力量，也让敌军在组织观摩时更加谨慎。
最后一场要放到华中战场。1944年3月，新四军第1师在粟裕指挥下发动车桥战役，围攻江苏淮安东南车桥据点，同时布置兵力打援。日伪军据点被攻克，援军也遭到打击，苏中、苏北与淮南、淮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华中敌后战场由坚持防御逐步转入局部反攻。
把这十场战斗放在一起看，不能简单得出“谁打的大会战多，谁贡献就一定更大”的结论。国民党军队承担了淞沪、徐州、武汉、长沙等正面战场的主要压力，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把力量投向铁路、机场、据点、运输线以及日伪军指挥系统。战果大小，既要看歼敌数字，也要看是否改变了战场态势。
平型关打出了信心，阳明堡削弱了空中支援，雁门关切断补给，神头岭和长乐村稳住根据地，陈庄、黄土岭打击日军指挥力量，百团大战破坏交通体系，韩略村重创军官团，车桥战役则打开了华中反攻的缺口。十场胜仗，正是敌后战场由立足、发展到局部反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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