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袁良义先生偕女儿袁慰与北大同窗戴逸先生合影于中关园
1985年秋，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三。这时，我已对明清史有了很大兴趣，于是选了袁良义先生的清史专题（一学年），许大龄先生和王天有老师的明史专题（一人一学期）。大三那年，还选了吴小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张广达先生的中西交流史，这些老师都可称是一时之选。
袁良义先生口才不好，但真是满腹经纶，而且对清史许多问题都有自己深刻的思考和独到见解。讲到八旗制度源流，袁先生课上就提出三百人一牛录，五牛录组成一甲喇，五甲喇组成一固山，每固山设一固山额真，这么整齐的制度，不像是初创期形成的，大概是继承金代和元代女真某种制度而来。努尔哈齐（明代史书如此称努尔哈赤）就说过自己知道十代以前的女真历史，这也从侧面说明八旗制度源头可能在金代。袁先生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我的满文老师，满语和满族研究专家季永海教授的支持，多次建议袁先生写出论文，但袁先生认为自己的民族语言功力不够，难于找到满语和女真语在这个问题上的关联，所以一直没有写成。
关于李自成死于何地，有三种说法，分别是通山九宫山说，通城九宫山说和石门夹山说，以通山说最为流行。但袁先生却力主通城说，并写过专文论述。他说，与农民军主力在湖北一带对峙交战的南明军主将何腾蛟，在奏疏中说，李自成窥伺荆襄，而通山面对江西，怎么能窥伺荆襄？即使只与这一条可靠史料相悖，通山说就有可疑之处。
袁先生对清代中期白莲教若干教义的溯源，一直追寻到魏晋南北朝。我惊叹于袁先生的广博，课下询问先生何以能够做到，先生说，是他在学生时，跟着汤用彤先生学习魏晋隋唐佛教史打下的根基。
1987年，我考上了袁先生的研究生，成为第一个正式进入袁先生门下研究生。（在我之前的商全师兄，是因为商鸿逵先生突然离世，转由袁先生带的。）第一次作为研究生去见袁先生，先生分门别类为我开列了几十种清代基本史料，指导我首先熟悉清代基本史料。但当时的我，颇有些猎奇的心思，爱读笔记野史。一次，在先生面前夸夸其谈明末趣事逸闻，特别是有关“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以及陈圆圆、追赃助饷等事。先生听后，微微一笑，平静地说，关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史料，最可靠的有三种，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和冯梦龙的《甲申纪事》。前两种是亲历，后一种是采访当时逃到南方的官员所记。至于叙述整个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最可靠的是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和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其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如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段有价值。先生没有批评我一句，而我却感到无地自容，为我的无知和妄言感到羞愧无比。此后，我就按着先生给我的书单所列和先生开设的清史史料课所讲，开始认真研读基本史料。研一第一学期末，先生说清史史料课交一篇文章即可，我就说我想从清代第一本方略《平定三逆方略》有关吴三桂的记载中找个题目写。先生说可以，告我《庭闻录》和有些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并将《清实录》中的《顺治实录》借我，以便我对照读。随后，我根据这些史书和雍正《云南通志》完成论文《吴三桂藩下十营四镇变迁考》，先生阅后，说了一句：考得不错。由于王澈师姐抬爱，这篇论文发表在《历史档案》上。而我此后，将先生提及的记述明末的五本可靠史料书，集中摆放在书架显眼的位置，一遇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之际北京发生了什么的事情的疑问，首先翻阅这几本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做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和学生都知道，有两本同名的名著《明末农民战争》，一本是袁良义先生写的，一本是顾诚先生写的。两本书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不同观点，就是袁先生主张有李岩这个人，而顾诚先生主张李岩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两种主张各有拥护者和反对者，但我至今没看到有人记述作者自己对这个争论的看法。我也是投入袁先生门下后，知道先生胸怀宽广，从不介意批评声音，才在一次交谈中，向先生提出到底如何看待李岩的有无。先生略一沉吟，说，固然可以选用一些材料说没有李岩这个人，但怎么否定那么多严谨文人对李岩的记载呢? 我立即明白先生所说的是研究历史问题，不仅要有根据地正面立论，而且还要有根据地驳斥反面材料，具体到李岩有无，“无”派很难做到一一确认“有”派的史料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向壁虚构出来的。
研二下学期时候，我和香港来的师弟李盘胜一起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实习了一个多月，天天翻阅档案。当时我已关注清代新疆问题，所以着重在满文月折档中寻找新疆的材料，而盘胜师弟则对清代题奏制度发生兴趣，大量翻阅题本、奏本。一次，我们到袁先生家，盘胜说到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的说法存在问题，袁先生也谈了他的看法。盘胜和我都惊异于先生对清代档案的熟悉。袁先生解释说，他五十年代初，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时，天天跟着郑天挺先生去故宫午门整理那七千麻袋档案（就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主体），所以熟悉。
我在选择硕士论文方向时，辽阔美丽的新疆吸引了我。我将论文题目定为，乾隆时期对新疆的治理和开发。征询袁先生意见，先生说，边疆史地研究从清代中期开始兴起，你这个题目不偏而且有可研究的问题。你会阅读到很多乾隆朝及以后的史料，不过建议也要关注《平定准噶尔方略》及其《续编》，虽成书相对早，但有很多新疆材料。我读后，果然发现，清廷在平定准噶尔部落时，就开始关注新疆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风俗、语言、社会结构等等问题，就在为日后治理新疆收集材料。这本书，也成为我硕士论文主要史料来源之一。
论文写作中，在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之死的问题上，我看到了与清廷自杀记载不同的说法，即噶尔丹死于疾病，并且我也倾向噶尔丹是病死。如何在论文中体现，我拿不准。袁先生说，写清代官方记载是自杀，但加注，注中写出不同说法，并注明出处，这样就表明你已经怀疑清廷的说法了。
我的论文年代跨度只有三十多年，但涉及清朝开始奠定治理和开发新疆基础的方方面面，材料很多，有些还不易找到，所以在我付出很大精力的情况下，到已经该提交论文定稿的4月份，我连初稿都没有完成。我一度想放弃开发部分，只写治理部分，袁先生却鼓励我，不要放弃，论述要完整，评审老师们的时间可以压缩。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到1990年5月，我终于完成了论文。以许大龄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高度评价了我的论文。论文的其中一章，即《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疆的治理》，当年即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前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上，被称为大陆第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回疆治理法律体系的论文。
行文至此，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宛在我的眼前。先生的生平、为人、性情、家庭和对学生的关怀，已由年长于我，虽晚入师门，但水平远在我之上的邸永君兄，以如椽大笔写出。我能补充的，就是写出先生在学术上的为师之道，写出一个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谨以此文致敬我的老师袁良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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