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晚上，大姐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老房子漏水厉害，我打算趁过年这几天找人翻修，你们今年都别回来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手指头悬在键盘上。
大姐从来没主动让我们别回家。
以前每年还没到腊月，她就打电话催：“啥时候回来？妈天天念叨你们。”
我拨过去，响了七八声才接。大姐的声音压得很低：“婉如啊，这边忙着呢，不说了啊。”
“姐——”
电话已经挂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攥得发烫。王鹏煊从厨房探出头：“怎么了？”
“我姐让我们别回去过年。”
“那不正好？省得折腾。”
我没搭理他。心里头有个声音，一遍一遍地说：不对，不对。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我推醒王鹏煊：“起来，开车，回老家。”
“现在？”
“现在。”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爬起来穿衣服。我站在阳台上，拨大姐的电话。关机。姐夫的手机，也关机。
车开出小区的时候，天还黑着。路灯从车窗外一盏一盏地掠过去，我靠着车窗，心里越来越慌。
01
我嫁到省城三年了。
说是省城，其实也就是个三线小城市，离老家两百多公里，开车两个半小时。
我嫁过来以后，一年就回去一趟，平时打个电话，问两句妈身体咋样，大姐说“挺好”，我就挂了。
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敢。
每次回去，大姐都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攒了一年的好东西全摆出来。
母亲坐在老屋的竹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我，嘴上说“回来就好”，可那眼神里头，总有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像是盼了很久，又像是已经习惯了我不在。
二哥杨永刚在县城开了个小五金店，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
他说店里走不开，可我知道，他就是懒得回去。
去年过年，他开车回来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接了三个电话，吃完饭碗一推，说店里有急事，开车就走了。
母亲站在门口目送他，一直到车尾灯消失在村口，才转身进屋。
大姐在旁边说：“妈，进屋吧，外头凉。”
母亲点点头，没说话。
那时候我在厨房洗碗，透过窗户看见母亲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心里一酸，可那酸劲儿也就那么一阵，过了就忘了。
现在想想，母亲那一辈子，好像就是这样过来的。
一个人守着老屋，守着那块菜地，守着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机。大姐隔三差五回去，给她蒸一锅馒头，洗两件衣裳，坐在院子里陪她说说话。
我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往大姐卡上转一千块钱。大姐每次都回：“够了够了，不用转。”
我说：“给妈的。”
她说：“妈不缺钱，缺的是你们回来看看。”
这话我听了三年，每次都答应着，却一次也没做到。
腊月二十那天，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平时很少主动打，怕浪费我的话费。
“婉如啊，今年过年能回来不？”
声音比上次视频时老了不少，有点哑。
“能，肯定能。”我一边翻手机一边应着，“妈，你嗓子怎么了？”
“没事，有点感冒，快好了。你二哥那边，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也回来。”
“行，我打。”
“婉如——”
母亲顿了顿，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没事了，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可第二天一忙，就把那点不舒服忘了。
直到大姐那条消息发出来，我才突然想起，母亲那天的声音，好像不太对。
电话里的咳嗽声，被刻意压着。
像是怕我听见。
02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给大姐打了一次。
这回她接了。声音还是压低着，像是在屋子里头，怕吵到谁。
“姐，你老实跟我说，妈到底咋了？”
“妈挺好呀，能咋了。”大姐笑了笑，可那笑听着有点干，“就是房子漏水，赶着过年翻修，怕你们回来没地方住。”
“那妈住哪儿？”
“住我这边。”
“你把妈接你那边去了？”
“嗯，就住几天，等装好了再接回去。你放心，我这边啥都有。”
我皱了皱眉。
大姐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她一辈子不会说假话，一说假话就话多。
平时问她啥，她都是“嗯”、“好”、“行”，三五个字打发了。
今天这一大段，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得慌。
“那妈呢？让她接电话。”
“她……她出门遛弯了。”
“大清早遛弯？”
“农村嘛，都起得早。”
“婉如！”大姐的声音突然拔高了点，又压下去，“你就听姐的，今年别回来了，行不？等房子翻修好了，明年回来，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酸菜鱼。”
我攥着手机，手指头都发白了。
不是酸菜鱼的问题。
是大姐从来没求过我啥。
她这辈子，总是替别人想。
小时候家里穷，母亲身体不好，大姐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我和二哥，自己在村里种地。
嫁了人以后，还是回娘家干活，把母亲接过去住，伺候吃喝。
从来没跟我和二哥说过一个“不”字。
可今天，她用那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让我别回去。
“我知道了。”我说，“那你跟我说，房子找谁修的？”
“村头老李家的二小子。”
“工钱多少？”
“啊？”
“我问你工钱多少。”
大姐那边沉默了。
过了好几秒，她含糊地说了声“没多少”，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盯着“通话结束”四个字，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
王鹏煊从厨房端了碗粥出来，看我的脸色，问：“咋了？”
“不对劲。”
“啥不对劲？”
“我姐不对劲。”我端起粥喝了一口，没尝出味道，“她让我别回去过年，说她接妈过去住了，可我总觉得她在瞒着我什么。”
“瞒能瞒啥？你姐那人，老实得跟木头似的。”
“就是老实人瞒事才瞒得狠。”
王鹏煊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我掏出手机，翻到邻居老张婶的微信。老张婶住在老屋隔壁，母亲平时有个什么大事小情，都是她第一时间知道。
我给她发了条消息：“张婶，我妈最近咋样？”
等了十来分钟，没回。
我又发了一条：“张婶，在吗？”
还是没回。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老张婶这个人，手机从不离手，微信秒回。以前我找她问母亲的情况，她都是“你妈好着呢”
“你妈昨天来我家串门了”之类的话，从不耽误。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又等了十分钟，拿起手机拨了老张婶的电话。
响了五声，接了。
“喂，婉如啊。”老张婶的声音听着有点慌。
“张婶，我妈在家不？”
“你妈……你妈不在家呀。”
“她去哪儿了？”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我听见老张婶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音变小了，像是在捂着话筒说话：“婉如，你妈的事，你姐没跟你说？”
“啥事？”
“你妈她……她摔了。”
03
我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摔了？啥时候摔的？摔哪儿了？严重不？”
“就……就一个多月前。”老张婶的声音越来越小，“在院子里摔的，你姐送她去镇上卫生院住了一个礼拜。回来以后就住你姐那边了。你姐不让说，说怕你们担心，耽误工作。”
“那她现在咋样了？”
“走路不太利索，拄着拐杖。前些天我路过你姐家门口，看见你妈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瘦了一大圈。”
我握着手机，手抖得厉害。
“婉如，你也别怪你姐。她也是怕你们操心。”
“我知道了，谢谢张婶。”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嗡嗡的。
大姐瞒了我一个多月。母亲摔了，住院了，瘦了一大圈，她一个字没提。每次打电话都说“妈挺好的”，问急了就说“妈出去串门了”。
我翻出手机相册，找到母亲三个月前给我打的电话那条记录。
那天她的声音，我想起来了。
她说“婉如啊，过年一定要回来”。
声音有点哑，带着哭腔。
她是不是那时候就想告诉我什么？
是不是想跟我说她不舒服，走路没力气？
可我呢？我说了两句就挂了，说孩子要放学了，说工作忙。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出院那天，是谁从医院接回去的。
大姐一个人，扶着母亲，一步一挪地走出医院大门。
姐夫开着三轮车在后面跟着，大姐把母亲扶上车，自己坐旁边，一路颠簸着回了家。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躺在床上那几天，大姐白天黑夜地守着，熬汤喂药，擦身洗脚。姐夫下班回来，帮着翻身、倒尿盆。
而我，在省城的家里，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每个月转一千块钱，就觉得自己尽了孝心。
我深吸一口气，给二哥发了条消息：“永刚，妈摔伤了，你知道吗？”
等了半小时，没回。
我又发了一条：“大姐瞒了一个多月，说房子装修不让回去。我打算连夜回去，要不一起？”
又等了半小时，还是没回。
我叹了一口气。二哥那个性子，指望不上。
晚上王鹏煊下班回来，看我坐在床上发呆，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回去呗，明天一早我请假。”
“今晚就走。”
“今晚？都快十点了。”
“我等不了明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妈摔了一个多月，我现在才知道。我一分钟都等不了。”
王鹏煊看着我，没说话，转身去收拾东西。
我坐在床边，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着这一年跟母亲的通话记录。
十月份，她说“今年柿子结得多，给你留了一筐”。
十一月份，她说“变天了，注意加衣服”。
十二月份，她就没怎么打来了。
我给她打，大姐接。说妈在睡觉，说妈去村头买盐了。
一次两次，我信了。
现在想想，哪能每次都那么巧？
十点半，王鹏煊拎着包从卧室出来：“走吧。”
我站起来，看了一眼手机。二哥那条消息，还是没回。
04
车开上高速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王鹏煊开车，我坐副驾驶，眼睛盯着车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心里乱成一团。
“你妈不是一直住老屋吗？咋突然就摔了？”王鹏煊问。
“老屋地面不平，院子里高一块低一块的。我妈腿脚本来就不好。”
“你们之前咋不想着修修？”
“不是不想，是——”我说到一半，卡住了。
是没人上心。
每年过年回去，都说要修一下，可年过完了，一忙起来，谁都想不起这事儿。
大姐提过几次，我嘴上说好，回去就转了两千块钱。
二哥说“老房子不用折腾了，妈跟我去县城住”，可母亲不愿意去，说住不惯。
这事儿就这么放下了。
现在想想，母亲的腿，大概就是在那个坑坑洼洼的院子里摔坏的。
而我们在省城，在县城，过着各自的生活，早就把这些事抛到了脑后。
“开快点。”我说。
王鹏煊踩了踩油门，车速提上去。我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心里算了算时间。按这个速度，两个小时后就能到镇上。
我掏出手机，又给大姐打了一个。关机。
给姐夫打。关机。
给二哥打。没人接。
我把手机摔在座位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母亲那天打电话的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婉如啊，过年一定要回来。”
我突然很想扇自己一巴掌。
母亲那句“过年一定要回来”，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
是不是想见我最后一面？
我不敢往下想。
王鹏煊看出我情绪不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瞎想，到地方就知道了。”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让王鹏煊先停一下。大姐家就在村头，紧挨着村口那个废弃的打谷场。远远的，我就能看见大姐家院子里的灯还亮着。
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心里一紧。
车停在打谷场上，我下了车，冷风呼地灌进领口。我裹紧羽绒服，快步往大姐家走去。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堂屋的灯亮着。我推开院门，脚步下意识地放轻了。
透过窗户，我看见大姐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低着头，手里端着个杯子。她对面没有别人。
可桌上的碗筷，摆了一排。
而且那碗里的饺子，还是热的。
我站在院子里，寒风呼呼地吹。大姐大概是听见了动静，抬起头往窗外看了一眼，愣了一秒，然后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往门口跑。
门开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中药味。
大姐站在门槛上，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两下，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看着她，看着她身后那张空荡荡的椅子，又看向桌上那盘热饺子，心里有个念头轰地炸开了。
“妈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
大姐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婉如……”
“我问你，妈呢？”
大姐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发颤。她张开嘴，又闭上，像是有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我突然不想知道了。
我不想推开那扇门。
05
“妈在里屋躺着呢。”大姐终于开口，声音抖得厉害，“摔了以后走不动，一直在我这边养着。”
我愣在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走不动了？”
“骨盆骨裂。”大姐侧过身子，“医生说要养小半年。我不敢跟你说，怕你……”
“怕我什么？”
“怕你担心。”大姐低下头，“你那边工作忙，孩子又小，我不想让你分心。”
我看着大姐的背影，心里像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
她比我大八岁，今年四十六，可看背影，比她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头发花白了大半，肩膀微微佝偻着，走路也有些沉重地拖沓。
大姐把我领进里屋。
母亲睡在大姐的床上。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水杯，床尾搁着一个便盆。
母亲看见我，先是愣了一瞬，然后笑了。
“婉如回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没有力气。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那双粗糙、布满老茧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
“妈，你咋不告诉我？”
母亲轻轻摇了摇头：“告诉你干啥？来了又走，我更难受。”
大姐在旁边抹眼泪：“都是我不好，没照顾好妈。”
“不怪你。”我说，“怪我。”
那一晚，我坐在母亲的床边上，握着她的手，听她断断续续地说话。她说摔那天的事，说大姐半夜送她去卫生院的事，说她在医院住了七天的事。
我一直听着，没插嘴，眼泪擦了一遍又一遍。
王鹏煊在外头和姐夫说话。姐夫话少，只说了句“你姐没日没夜地守着，累得瘦了一圈”，就再没多说什么。
凌晨两点，母亲睡下了。我走出里屋，大姐还坐在堂屋里，饺子都凉了，她没动。
“你也吃点东西。”我说。
大姐摇摇头，看着桌上那排凉透的饺子，突然说了一句：“婉如，妈这次摔了以后，我才知道，人老了，真的是一瞬间的事。”
我没接话。
“以前妈能自己走路，能做饭，能串门，我觉得没啥。可那天晚上，她摔在地上，我怎么也扶不起来，蹲在她旁边，抱着她，才发现妈轻得跟一团棉花一样。”
大姐的声音很平静，可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背着她上三轮车的时候，她就在我背上，轻得不像个人。”
我坐在大姐对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婉如，姐不是不想告诉你。姐是怕你回来了，又走了，妈心里更难受。”大姐擦了把眼泪，“你不知道，每次你们走了以后，妈就一个人坐在老屋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你们走的方向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低下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那一夜，我躺在大姐家的小房间里，怎么也睡不着。手机亮了一下，是二哥发来的消息。
“妈摔了的事我早知道了。你回去就回去，别拉着我。我那铺子忙着呢。”
我盯着那行字，突然觉得胸口一股火在烧。
我早知道了。
他“早知道了”。
可他连个电话都没打，更别提回来了。
我在被窝里攥紧手机，一个字也没回。
06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大姐已经在厨房忙活了。灶台上蒸着馒头，锅里熬着小米粥，香气扑鼻。
我走进里屋看了一眼母亲。她醒了，靠在床头，正在喝水。
“妈，今天感觉咋样？”
“好多了。”母亲笑了笑，“你姐炖的骨头汤，天天喝，身子骨养回来了点。”
“那就好。”
母亲看着我，突然问：“你二哥呢？回来了没？”
我心里一紧，面上没露：“他店里忙，可能晚两天再回来。”
母亲点点头，没再追问。
吃过早饭，大姐去镇上买菜，我在家陪着母亲。母亲靠在床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家三兄妹，大姐最苦，也是最有良心的那个。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撑着家。
大姐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在家里帮着种地、做家务，供我和二哥读书。
后来二哥读了中专，在县城找了份工作。
我读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出去打了几年工，嫁了人。
大姐嫁在邻村，嫁过去以后也一直在帮衬娘家。
母亲身体不好，大姐就把她接过去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洗衣做饭，端茶递水，从未喊过一声累。
我和二哥回来，大姐总是笑盈盈地迎接，问长问短，从不提她有多辛苦。
那些年，我们走得远、回得少，日子过得轻松。
可大姐的日子，全压在身上了。
中午大姐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放下菜篮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婉如，有件事，姐想跟你说。”
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决心：“村里头传了个消息，说咱们那片老宅子，可能要拆迁了。”
“拆迁？”
“嗯。说是要修一条公路，刚好从咱们村经过。老屋那一排，都在拆迁范围里头。”
我心里咯噔一下：“补偿款有多少？”
“听说是每家每户五十万左右。”
五十万。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下。老屋在母亲名下，按规矩，拆迁款该算母亲的遗产。如果母亲走了，这笔钱就得三兄妹平分。
可母亲现在还在啊。
“这事儿二哥知道不？”我问。
大姐摇了摇头：“应该还不知道。我也是前些天听村支书说的，还没实锤。”
“那你怎么想的？”
大姐沉默了很久，低声说：“我想着，这笔钱，给妈养老。”
我心里一热，握住了大姐的手。
电话响起来，我掏出来一看，是二哥。
我走到院子外头接。二哥的声音听着有点着急：“婉如，我听说村里要拆迁了？老屋那边的？”
“你听谁说的？”
“村里有人传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没定下来，大姐也是刚听说。”
二哥沉默了几秒，然后声音变了：“那拆迁款怎么算？”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凉了半截。
“二哥，妈还活着呢，你先别急着算钱。”
“我又没说别的。我就是问一问。”
“问一问？”我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妈摔了你知道一个多月，一个电话都没有。一听拆迁款，你倒是上心了。”
“杨婉如，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那你别做难看的事。”
我挂了电话，气得手抖。
刚转身，就看见大姐站在门口，脸色发白。
“他知道了？”
“嗯。”
大姐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转身走进厨房，开始择菜。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后背，突然觉得大姐的肩膀，单薄得像一张纸。
07
腊月三十那天，二哥开着他的车回来了。
他进大姐家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午饭。母亲坐在轮椅上，大姐用勺子喂她喝汤。姐夫在旁边扒饭，王鹏煊在逗大姐家的狗。
二哥走进来，脸上带着笑，手里拎着一箱牛奶和一盒点心。
“妈，你咋坐轮椅上了？摔得不轻吧？”
他放下东西走过来，拍了拍母亲的肩膀。
母亲仰头看着他，脸上堆满了笑：“永刚回来了？店里不忙了？”
“忙，这不是惦记你嘛。”
我看了一眼那箱牛奶，包装很旧，看日期是去年生产的。那盒点心更是超市打折的货，包装袋皱巴巴的。
我没说话，也没动。
二哥在饭桌边坐下来，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哟，还挺丰盛的嘛。”
大姐赶紧给他盛饭：“你还没吃吧？快吃点。”
二哥接过碗，一边吃一边说：“姐，听说村里要拆迁了？”
大姐夹菜的手顿了一下。
“嗯，听说是要修路。”
“那老屋能赔多少？”
“还没定数呢，都是听说的。”
二哥放下筷子：“姐，这事儿可不能含糊。老屋是咱妈名下的，拆迁款得按规矩来。”
“啥规矩？”我终于开口了。
“三兄妹平分啊。”二哥理直气壮地说，“妈的财产，咱们三个都有份。”
“妈还活着呢。”我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我又没说现在分。”二哥笑了笑，“我的意思是，这事儿得心里有数。”
我看着他，冷笑了一声。心里有数？他分明是在打算盘，只等着母亲一走，就能拿到那笔钱。
母亲坐在轮椅上，低着头，没说话。
大姐的眼眶红了，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扒饭。
我实在待不下去，放下碗，走到院子里去。外面冷风呼呼地吹，我深吸了一口气，还是觉得胸口堵得慌。
没过多久，大姐也出来了。她走到我身边，轻声道：“算了，大过年的，别跟他吵。”
“姐，你就一点气性都没有吗？”
大姐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天：“有，咋没有。可那是亲弟弟。”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不是亲弟弟就可以不讲道理了吗？
那天下午，二哥没待多久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母亲想送他，可他头也没回。
“妈，我走了，店里忙。”他跨上车的背影，跟往年一模一样。
母亲看着他的车消失在村口，眼睛一直没眨。
大姐扶着母亲的肩膀：“妈，进屋吧。”
“好。”母亲应了一声，可她还站在那儿，舍不得进去。
我看着母亲苍老的背影，心里翻涌着说不出的疼。
吃饭的时候，母亲突然冒出一句：“永刚这孩子，心大了。”
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心大了，就装不下这个家了。”
大姐没接话，低头往母亲碗里夹菜。
我喉咙发紧，眼泪差点掉下来。
08
大年初二那天，二哥又回来了，还带了一张纸。
“妈，你在上面签个字。”
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着那张纸，问：“这是啥？”
二哥脸上堆着笑：“就是一份授权书。拆迁的事，得有人出面去谈。你不方便，我替你去。”
母亲没接纸，抬头看着他：“永刚，妈还没到那个份上。”
二哥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妈，你腿脚不方便，我这不是替你跑腿嘛。”
“跑腿不用签字。”母亲的声音不大，却很笃定，“签字的事，我自己来。”
我站在旁边，心跳得飞快。母亲虽然老了，可她心里不糊涂。二哥打什么算盘，她看得一清二楚。
二哥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妈，你这是信不过我？”
母亲抬头看着他，没说话。
僵持了几秒，二哥把纸往桌上一拍：“行，那你自己去谈。我不操这份心了。”
他转身往外走，走了一半又停下来，回过头问：“妈，我问你个事。我上次签字那个医药费报销的单子，你给弄哪儿了？”
母亲愣住了：“啥单子？”
“就……你住院的时候，我帮你签的一个报账的单子。”二哥的目光闪了一下，“我找不到了。”
“你说的是哪个？”母亲皱眉，“我没签过啥单子啊。”
“就那个……”
“永刚，你到底想干啥？”
二哥的脸色变了：“没事，我随便问问。”
他快步走出院子，发动了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看着他的车屁股，心里打了个激灵。
医药费报销的单子？什么时候的事？母亲住院那几天，医药费是大姐垫的，二哥一分没掏。他哪来的单子要签字？
“大姐——”
大姐已经站在我身后了，脸色发白：“我也没听说过这事儿。”
两个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午，我去了镇上的村卫生所。
老医师姓林，七十多岁了，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我把事情说了，他想了想，说：“你那晚送来的时候，确实是你姐签的单子。”
“那有没有什么‘授权书’或者‘报销单’是需要我二哥签的？”
林医师摇了摇头，顿了顿：“不过，住院那天下午，你二哥确实来了一趟。”
“他来干啥？”
林医师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他拿了一沓白纸，说要让你妈签字，说签了字就能报销药费。”
我心里一紧：“签了吗？”
“签了。”林医师叹了口气，“你妈当时手抖得厉害，是你二哥握着她的手签的。”
“签了几张？”
“那我没细看。”林医师看着我，“怎么了？”
我没回答，转身往外走。
走出卫生院的时候，手抖得厉害。
二哥，那张所谓的“授权书”和“报销单”，怕是根本不是什么医药费的——他要的，是母亲在空白纸上按下的手印。
09
大年初三，我让大姐带我去找村支书。
村支书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赵，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支书。我把事情说了，他皱着眉想了半天。
“你二哥上次来找过我，问过拆迁的事。”
“他问啥了？”
“问我补偿款按人头算还是按户算，问我老屋的产权在谁名下，还问我……如果户主不在了，子女怎么分。”
我心里一阵发凉：“他什么意思？”
赵支书看着我：“婉如，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二哥打的什么算盘，你们心里应该有数。”
大姐站在旁边，手指捏得发白。
“赵叔，我们能怎么办？”
“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护好你妈。”赵叔说，“只要她活着，那些人就动不了老屋的产权。”
大姐点点头，眼睛里有了决心。
从村支书家出来，大姐拉住我的手：“婉如，今晚咱俩去老屋。”
“去老屋干啥？”
“找东西。”
当天晚上，大姐和我拿着手电筒，摸黑去了老屋。
门锁着，钥匙大姐一直带着。
推开门，一股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
屋里落满了灰，桌椅、床铺、柜子都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埃。
大姐走到母亲的房间，拉开衣柜。里面放着母亲的旧衣服、旧被褥，还有一个小木盒子。
大姐打开木盒，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照片，几本存折，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那张纸，是母亲手写的遗嘱。
上面写得很清楚：老屋和名下所有财产，由三个子女平分。底下有母亲的签名和手印。
大姐捏着那张纸，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妈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我也不知道。”大姐说，“她从来没跟我提过。”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秀芳照顾我最多，该她多分一些。”
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写出来。
大姐愣在那里，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无声地滑落，沾湿了那张泛黄的纸。
“妈……”她喃喃地念了一声。
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起那份遗嘱，锁好柜子。走出老屋的时候，月亮挂在半空中，洒了一地银白色的光。
大姐回头看了一眼老屋，轻声道：“婉如，我想好了。”
“想好啥了？”
“拆迁款下来了，我那份，全给妈。让她去县城里最好的医院看病，让她住养老院，让她后半辈子吃点好的，穿点好的。”
我站在大姐身旁，鼻子发酸：“姐——”
“我就是想让她过得好一点。”大姐仰起头，深吸一口气，“她这辈子，苦够了。”
10
正月初六，二哥又来了。
这回他开的是辆新车，停在院子门口，下车的时候趾高气扬。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说是律师。
“我来跟你们谈谈拆迁款的事。”
我看着二哥那张脸，第一次觉得他陌生。
大姐挡在母亲面前：“妈还没走呢，谈什么拆迁款？”
“姐，我不跟你兜圈子了。”二哥拉开包，拿出一沓文件，“我手里有妈签字的授权书，上面写得很清楚，拆迁款的事由我全权代理。”
“那是你骗妈签的！”
“骗？”二哥笑了，“白纸黑字，手印按得清清楚楚。你们可以告，但看法院信谁的。”
大姐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
我从包里掏出那份遗嘱，展开，举到二哥面前：“二哥，你看清楚，这是妈亲手写的遗嘱，日期比你那份授权书要早。”
二哥的脸色变了。
“你那份授权书是怎么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妈住卫生院那天，你拿着白纸上签的字。时间、地点、监控记录，我全有。”
二哥的笑容僵在脸上：“你……你瞎说什么。”
“你跟律师说瞎说？”我转向那个律师，“你可以去村卫生所调监控，那天下午，我二哥拿着白纸让我妈按的手印。”
律师的脸色也变了，他转头看向二哥。
二哥咬着牙：“杨婉如，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让你走。”我看着他，“从今天起，这个家，不欢迎你。”
“你——”
“妈有遗嘱，有证人，有视频记录。你那份授权书，我早就报过警了。”我盯着他，“如果你还想闹，那咱们法庭上见。”
二哥站在院子里，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
大姐挡在屋门前，一步也不退。
律师拉了拉二哥的袖子：“杨先生，这事儿有点棘手，要不……”
二哥甩开他的手，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行，你们等着。”
他转身，大步朝车上走去。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发动机轰响着，一溜烟开走了。
院子里安静下来。
大姐站在门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母亲坐在轮椅上，仰头看着天，嘴里念叨着：“永刚这孩子，心怎么就这么硬呢。”
我走过去，蹲在轮椅边：“妈，别难过，你有我们呢。”
母亲低下头，看着我，又看了看大姐：“你们两个，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我握住大姐的手，大姐也握住我的手。三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紧紧的。
正月初八，我又去找了村支书。
最后商量下来的方案是：拆迁款存入母亲个人户头，由大姐保管账号密码，专款专用。
二哥那份同样分出来，但必须先支付每月500元赡养费，否则钱先扣留。
二哥不情不愿地签了字。出门的时候，他扔下一句：“这个家我不稀罕了。”
大姐没回头。
母亲的治疗费有了着落，大姐也轻松了不少。我辞了省城的工作，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小卖部。每天和大姐轮流回家照看母亲。
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转。天气好的时候，大姐推着她出去晒太阳，去村头看人家下棋，去田埂上闻一闻菜花香。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削苹果。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着远处的晚霞，忽然说了一句话：“婉如，你跟你姐，像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
“妈，吃苹果。”
母亲接过去，咬了一口。
“甜。”
我低下头，削苹果的手没有停。
太阳落山了，大姐端着饭菜从厨房走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妈，吃饭了。”
“好。”
那个傍晚，三个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风轻轻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菜的气息。
我看见大姐把母亲最喜欢的红烧肉夹到她碗里，母亲又夹回去：“你吃，你瘦了这么多。”
大姐笑着：“我胖着呢。”
母亲不依：“你吃。”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来来去去，眼眶有点热。
心里有句话，我没说出来——
妈，你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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