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骤雨,把三名陌生妇人送进了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家中。

清代乾嘉年间,浙江东阳、义乌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贾六郎外出未归,家中没有成年男子。三名“爬龟妇”借口避雨登门,又声称能够占卜吉凶。孕妇惦记丈夫归期,便留下她们,想问一个消息。

不久,又有一名背筐旅客前来避雨。三名妇人却执意将他赶走。旅客只好转往前村小庵,把经过告诉僧人静远。

静远听罢,立即意识到不对:贾家妇人临产,门户之内无人照应,这三名来历不明的妇人偏偏赶走了唯一的旁观者。入夜后,他带着旅客返回贾家。

敲门声刚落,门内便有人喝问。旅客斥责她们是害人贼妇。门一开,一把刀随即掷出,击伤静远手臂。静远持杖冲入,旅客紧随其后。三名妇人见村民闻声赶来,终于伏地求饶。

可他们进屋时,床褥已经被血浸透,孕妇和腹中胎儿都没能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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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清人俞蛟在《乡曲枝辞》中留下的“爬龟妇”故事。

## 她们提着龟筐,真正想进的是内宅

“爬龟妇”不是让妇人趴在乌龟上,也不是某种古代刑罚。

按照俞蛟的记载,东阳、义乌一带有些身体强健、懂得技击的乡村妇女,会在农事之外四处谋生。她们替人“捉牙蠹”,也就是用民间方法处理牙病;有时还把龟放在筐中,让龟爬动,再根据爬行方向替人判断祸福,这才有了“爬龟”之名。

单看这些营生,并不必然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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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种身份给了她们一种特殊便利:她们是女性,可以进入普通男子不便踏足的闺阁;她们懂些医药和口头术语,容易取得病人信任;她们居无定所,一旦离开,很难追查。

贾家孕妇打开门,并不是因为毫无戒心。丈夫久出未归,自己又临近生产,门外恰好来了几个自称能卜吉凶、懂医术的妇人。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这样的诱惑很难拒绝。

三名爬龟妇的第一步,也不是立即动手,而是替孕妇占卜。她们先用对方最关心的事消除戒备,再借雨势留下。等另一名旅客出现时,她们迅速将他赶走,等于切断了屋内与外界仅有的联系。

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步步筛掉目击者、控制门户。

俞蛟还说,这类恶人会借进入内宅之机窃取财物,甚至伤害孕妇,取其胎儿用于所谓的“刀圭治病”。“刀圭”本可代指药物,到了这些人手里,却变成谋利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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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贩卖的表面上是占卜和医术,真正利用的却是人的焦虑、疾病与孤立无援。

## 一双新草鞋,成了杀人的工具

俞蛟在文中记下了三名妇人的作案方法。

她们将新草履放入沸水中,再捆住孕妇手脚,强行压迫、揉击腹部,企图使胎儿脱落。孕妇本就处在分娩前最脆弱的时刻,哪里承受得住这种伤害。等静远等人破门而入,她已经死亡。

这一细节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不只因为手段残忍,更因为凶器极其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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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热水、龟筐,都不是会引起怀疑的东西。三名妇人也不是持械闯入,她们是被主人亲自请进门的。她们以避雨为名,以卜问为饵,以妇人身份为掩护,最终把一桩登门谋害伪装成寻常往来。

静远能够察觉异常,靠的也不是神异本领,而是几个现实破绽。

第一,贾家没有男子,孕妇即将生产;第二,三名陌生妇人结伴进入;第三,她们不许后来者在门外避雨;第四,天色渐晚,她们仍未离开。几件事单独看未必可疑,连在一起,便显出了凶险。

真正阻止她们继续作恶的,则是静远和旅客返回贾家后的坚持。刀刃飞出,已经证明屋内并非普通借宿者。静远负伤后没有退走,两人一边搏斗,一边高声呼喊,直到村民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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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妇人最终被捆住,但俞蛟没有记录她们后来受到何种刑罚,也没有留下官府审案的细节。这则笔记最确定的结果,只有一个:凶手被抓时,被害人已经死去。

因此,所谓“毒”,并不只是她们夺去两条生命,还在于她们把别人对亲人归来的盼望、对生产安全的忧惧,全部变成了接近猎物的工具。

## 俞蛟又讲了一桩怪案,却亲自留下疑问

“爬龟妇”之后,俞蛟紧接着记录了另一则故事。

他听说山阴一座寺庙里,有僧人擅长配制治疗跌打损伤的药膏。每逢除夕,便有身份不明的男女从后门进入,拿出人的脏器和孕胎换取银两。那些药膏之所以被传得神奇,据说正因为混入了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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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看情节,这比爬龟妇的故事更加骇人。然而写到这里,俞蛟没有继续渲染,反而明确表示: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传闻附会,“未必果然”。

这句话改变了我们理解“爬龟妇”的方式。

《乡曲枝辞》开篇,俞蛟便提醒读者:亲眼所见的事可以核实,听来的事情则应该存疑,所谓“得于耳者,当存疑”。他记录乡里异闻,却并不保证每个细节都是真实发生的司法案件。

也就是说,“爬龟妇”确实见于清代笔记,但更稳妥的理解是:这是乾嘉时期流传的一则社会异闻,反映了当时人对流动术士、民间医者和陌生妇人进入内宅的深刻恐惧,不能直接当成东阳、义乌一带普遍存在的犯罪职业。

这种恐惧并非凭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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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列举“三姑六婆”,其中既有卦姑、师婆,也有药婆、稳婆。她们能够出入家庭,参与婚姻、生育、医疗和买卖,连接着封闭的内宅与外部社会。后来《朱子治家格言》又留下“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的警语。

可从社会生活来看,药婆、稳婆等人也承担着普通家庭不可缺少的服务。男性医生不便直接接触女病人时,接生与妇科照料常要依靠这些职业女性。她们中有救人的,也有行骗的;有经验丰富者,也有借迷信牟利者。

贾家血案真正令人警醒的,因而不是“女人最毒”,更不是把所有民间女医都视为恶人,而是一个缺少监管、缺少救助的环境,如何让几个掌握内宅通行资格的人,把信任变成凶器。

静远和旅客赶到时,三名爬龟妇已经无处可逃;可那名孕妇也再没有醒来。“爬龟妇”之毒,最终不在龟筐,也不在某种神秘法术,而在于她们借占卜敲开门户,借医药掩盖贪欲,直到以两条生命换取利益。

倘若你是当时独自在家的贾氏妇人,一边是丈夫数月未归、自己即将生产,一边是三个声称能够卜问归期、照料产事的陌生妇人,你会将她们拒之门外,还是冒险求助?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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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 俞蛟《梦厂杂著·乡曲枝辞》“爬龟妇”“下方寺僧卖膏记”,方南生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三姑六婆”,元代笔记史料

③ 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清代家训文献

④ 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中西书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