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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文化不仅内嵌于媒介化社会与消费文化的整体图景之中，还折射出新世代公民在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独特认知与行动逻辑。

作者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岑岑

图片 |网络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粉丝文化已经从“圈子”文化逐渐走向大众视野。近年来，粉丝常常因为“打投控评”“集资应援”“互撕谩骂”等非理性行为而饱受诟病，媒体将其描绘成盲目和极端的群体，公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与不满与日俱增，政府则一直在采取动态措施治理“饭圈乱象”。然而，粉丝的形象也并不总是负面的。在不少涉及国家利益的相关事件中，粉丝群体积极参与到维护国家形象的网络行动中。在疫情、洪涝和地震等突发灾害期间，粉丝群体高效地完成了多批物资和钱款的募集与捐赠工作。在扶贫助困、教育助学、环境保护等日常公益领域，粉丝群体更是表现积极。实际上，由于我国独特的文化娱乐环境及粉丝生存状态，粉丝的社会参与在近些年一直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那么，粉丝文化何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参与？当前我国粉丝的社会参与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粉丝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参与的影响？

偶像示范与粉丝实践

作为社会成员，青少年可能基于多种动因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当他们具备粉丝身份后，还会受到诸多非粉丝群体难以感知的粉丝文化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传统的一种影响路径来自“明星效应”。明星效应主要是指在媒体和平台的助力下，明星凭借其知名度和形象魅力等因素，成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象征符号，使得与之相关的各类事物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进而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显著的影响。相较于普通观众，粉丝对明星往往具有更深的卷入度和“过度的”情感投入，这也使得明星效应对粉丝的影响更加突出。特别是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凭借独特的“拟社交性”深化并扩展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拟社会互动。通过分享日常生活以及回复评论等“去偶像化”的呈现，明星打造出“可接近”的形象，拉近了与粉丝的距离；而粉丝则从中获得了更具“交互性”的情感体验，进一步强化了对明星的依赖与认同，与之建立起“数字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有利于搭建起从认知、态度到行为的完整传导链条，从而强化明星言行对粉丝群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近年来，出于争取官方认可、回应舆论需求、提升商业价值等多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多的明星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展现出积极参与的一面，开始在艺术作品和社交媒体中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并主动参与有助于建立“正能量”形象的活动。明星日益频繁的社会参与，显然会向他们的粉丝传递出正向信号。越是投入与明星的关系，粉丝越可能受到明星的影响，并学习和支持明星的行为。

不过，粉丝的社会参与绝不应该仅被理解为明星效应的作用与反射的结果。作为在文化生活中具有高度能动性和主体性的群体，粉丝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形成了一种参与文化。粉丝文化的典型实践和技能，如挪用和改编文本内容、掌握先进的媒体技术、建立网络社群等，使得粉丝能够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支持和保护钟爱的文本和明星，争取粉丝群体的利益。这类粉丝实践往往具备公共潜能，蕴含着从文化消费走向社会参与的可能。尤其在粉丝社群高度组织化的背景下，粉丝社群为青少年提供了非正式的社会参与训练场。通过粉丝社群的交流互动、后援会的组织运作以及数字平台赋能的数据生产和公益应援等集体行动，粉丝得以在实践中学习和提升公共讨论、组织策划、资源整合和监督评估等方面的能力，这为他们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事务奠定了基础。

国家在场与责任自觉

不止在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粉丝行动主义都已经逐渐发展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模式的一部分。如《哈利·波特》的粉丝组建了“哈利·波特联盟”，将书中的理念与现实社会的福祉相结合，把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定为组织目标；K-POP组合防弹少年团（BTS）的粉丝则成立了一个名为“One In An ARMY”的粉丝志愿者团体，旨在通过小额月捐的方式募集资金来支持各类非营利组织。我国粉丝的社会参与行动有着更为复杂的语境，在强国家、强技术和强市场的影响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既是他们的策略性选择，又是他们帮助偶像商业竞争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国家一方面积极借力粉丝文化，强化青年的民族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推进网络治理；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平台资本通过操作粉丝恣意扩张，又将饭圈规制纳入网络综合监管体系。因此，我国粉丝对外要主动对接主流叙事，作为支持性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和舆论生态塑造；对内则要通过内化主流话语、强化自我约束等方式维系自身的正当性与发展空间。在这里，粉丝不仅是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行动参与者，更被纳入数字治理与社会治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治理资源和参与力量。在此背景下，“国家在场”成为我国粉丝社会参与的典型特征。

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与平台算法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粉丝的情感已经被编码为可计算、可比较的劳动数据，并在相关话语中被赋予与明星的商业机会紧密勾连的属性。这重塑了粉丝的价值取向，促使他们将维护明星声誉、推动其职业发展视作自觉的责任与义务，并逐渐建立起以可见的贡献作为衡量爱意标准的评价范式。随着粉丝社群互动与协作的深入，这种价值取向被不断强化，最终沉淀为群体规范与共享期望，成为粉丝社群开展集体行动的重要基础。粉丝一度乐于通过大屏应援、有组织地晒单等炫耀性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这种集体承诺，但在不断的实践反馈中，我国粉丝逐渐察觉到，这种单纯的商业支持和市场推广对偶像的职业前景作用有限，甚至存在招致反感的风险。相较而言，通过开展正当性与可见度较高的社会参与行动为偶像争取官方认同和积累公众好感，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商业资源和市场竞争力，则是一种低风险、高增益的理性策略。因此，在国家明星治理及市场流量经济的背景下，粉丝的社会参与行动往往被认定为对明星及社群忠诚和道德责任的展现，无论明星是否直接号召和参与，粉丝都会倾向于通过社会参与来表达对明星的支持，助力明星公共形象的提升。

异化风险与公共潜能

诚然，近些年部分粉丝的社会参与出现了异化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在参与动机层面，一些社会参与沦为粉丝维护偶像形象、获取流量数据、维系粉丝社区、规避应援风险的工具；在参与行动层面，部分社会参与行动出现了忽视实际效果、强调数据攀比的倾向，并呈现出仪式化以及“快闪化”的特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粉丝社会参与的公共价值。粉丝社群的社会参与实践具有粉丝组织实践和社会参与实践的双重属性，通常会同时追求粉丝群体目标和公民目标，这一特点使得粉丝在参与过程中，不只是偶像的支持者与粉丝社群成员，更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具备公共意识与公民责任感的社会主体。粉丝之所以社会参与动力十足，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作为粉丝的诉求与作为公民的义务在行为指向上达成了高度契合。不仅如此，作为粉丝在社群参与中累积的效能感，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作为公民时参与效能感的不足。对于那些缺乏公共效能感的粉丝而言，粉丝社群中那些带有情感支持与行为引导功能的集体规范，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框架和实践通道，有助于激活他们原本沉寂的社会行动潜力。

然而，在现实语境中，我国粉丝的社会参与时常被放置在“积极动员力量”与“非理性群体威胁”之间不断摇摆。社会舆论往往根据一时一地的实际需要选择性地赞美或批评粉丝行为，却鲜少建立系统且可持续的公共引导机制，以至于无法形成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难以产生深层持续的影响，并且可能削弱粉丝群体的公共认同感，甚至扼杀粉丝文化所蕴含的公共潜能。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粉丝的社会参与是情感动员与公共意涵交织、个体表达与群体逻辑交融、社会治理与流量经济交汇的复杂现象，不应仅被视为消费主义或亚文化表达，而应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认识。一方面，它为粉丝个体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路径的社会化入口，激发出他们独特的社会参与潜力；另一方面，位于粉丝社会参与价值光谱两端的公共性与功利性的撕扯，也对粉丝文化的公共价值构成了现实制约。要充分理解这一代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方式，必须破除“非理性青少年”的刻板认知，从社会结构、文化产业、粉丝群体与个体行动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性分析，认识到粉丝文化不仅内嵌于媒介化社会与消费文化的整体图景之中，还折射出新世代公民在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独特认知与行动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在尊重其自主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更具建设性的引导路径，让粉丝文化真正成为促进青少年成长、激发社会活力的积极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