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先生研究了一辈子黄丕烈（1763—1825），我曾问过他，有什么遗憾的事吗？他说最大遗憾是没看到黄丕烈的《得书图》，若加上《续得书图》《三续得书图》，还有《担书图》《祭书图》，那么多张图，竟然一张都没见到！记得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就说“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黄丕烈去世整整两百年了，这几十张得书图竟真的一张也没出现，甚至连后人经眼的记录都不见，真是怪事！
一、黄丕烈《得书图》的一点猜测
关于《得书图》的形制，我想很可能是几本大册页，就像叶昌炽诗里提到的“咸宜”女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黄丕烈在得到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后，曾专门请人画过鱼玄机的小像，装潢成《玄机诗思图》册。民国初年，黄家后人黄寔甫一家早已搬离悬桥老屋，而此册竟归了寓居悬桥巷的祝秉纲（1867—1949，心渊）。1916年，曲学大师吴梅（1884—1939）特以此册为主题，专门创作了《无价宝》传奇。金松岑、范子美也分别为之作诗。
从某种意义上说，《玄机诗思图》似也可视作黄丕烈众多《得书图》之一。可惜此后两百年间，黄家子孙绵延，观前的滂喜园旧书铺开了几十年，一直到咸丰末年才歇业。那几套《得书图》却没了踪迹，就连《玄机诗思图》册也渐少被人提及，久而久之，便有人误将改装成册页的《唐女郎鱼玄机诗》与《玄机诗思图》册混为一谈，也有人把《唐女郎鱼玄机诗》前余集（1738—1823，号秋室）画的《唐女道士鱼元机小影》直接称作《鱼玄机诗思图》（如郑重《京华收藏世家》中《袁寒云：洹上词人》一文）。这可能受到改琦（1773—1828）所作《元机诗意图》的影响，这张是一个绢本设色的立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改琦《元机诗意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绘鱼玄机坐像，一手持卷，若读书仕女状，与《唐女郎鱼玄机诗》前余集白描手持如意的女冠立像不同。本幅右上方题款“元机诗意。秋室老人有此图，今在荛圃处。乙酉初夏，七芗改琦并记”，乙酉是道光五年（1825），黄丕烈于这一年八月去世，改氏作此图时，黄氏尚健在。至于真正的《玄机诗思图》的样子，金松岑是仔细看过的，在《题黄荛圃藏鱼玄机像册页》诗序中，他说得很清楚：
荛圃既得宋本《鱼玄机集》于兰陵缪氏，复见吴江陆兰塘（英）所绘《十二女史图》有玄机像，属周云岩（笠）临摹，每宴宾客，必索题。自集鱼诗至数十首，而余秋室绘荛翁像即附于后。
周笠《梅花仕女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可见，黄丕烈得到宋刻孤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后，请周笠临摹陆英《十二女史图》中的鱼玄机像，遍征题咏，汇集成册，册子后面附有余集画的黄丕烈本人小像，这才是《玄机诗思图》册的面貌。幸运的是，册页中文字内容，经王欣夫抄录，1933年就已刻入他所编《荛圃藏书题跋续录》后面附的《荛圃杂著》中。
前面说了，《玄机诗思图》只能宽泛地算作《得书图》之一，是个特例。在黄丕烈藏书题跋中，最为人熟知的《得书图》是《襄阳月夜图》，那是嘉庆六年（1801）黄氏获得宋刻本《孟浩然诗集》后，请汪梅鼎绘制《续得书图》中，与《孟集》相对应的一张图。不过，而今宋刻本《孟浩然诗集》完好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襄阳月夜图》却和《玄机诗思图》一样，踪迹全无。
二、无名字条之谜仍未解开
到了晚清民初，随着几代藏书家的追捧，黄跋本成了藏书界的宠儿，尤其是宋刻孤本，加上有黄跋，既有版本价值，又有流传故事，往往价格不菲。民国初年，袁世凯次子袁克文（1890—1931，寒云）出高价购得黄跋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后，与爱姬刘梅真、侍儿文云一同赏玩，后因手头窘迫，又不得已将此书抵押给天津的周进（1893—1939，季木），后来转归潘宗周的宝礼堂。
巧合得很，与《襄阳月夜图》相配的宋刻本《孟浩然诗集》也在经历了一次抵押之后，归了潘宗周的宝礼堂，一同著录于1939年出版的《宝礼堂宋本书录》集部中。只是，《唐女郎鱼玄机诗》的抵押双方——袁寒云与周季木，早已十分清楚。而《孟浩然诗集》的那次抵押，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如今原书中依然夹着一张无名氏的纸条，这也是有关此事的唯一线索。
时隔六十多年后，《唐女郎鱼玄机诗》《孟浩然诗集》一同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并分别被多次影印。在《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中，《孟浩然诗集》一书的提要由李致忠撰写，在《提要》最后说到此书的递藏关系时，他居然说：
此本元代为翰林国史院官书，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关防。清初刘体仁化公为私。乾隆后经陆西屏转归黄丕烈所有。后归陈揆稽瑞楼，再归铁琴铜剑楼，最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不知因何种原因，李致忠竟信口开河，将黄丕烈之后归杨氏海源阁，再归李盛铎木犀轩，经潘宗周宝礼堂，最后入藏国家图书馆，换成了晚清四大藏书家中的另一家——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常见流传脉络，令人哭笑不得。
2024年1月，宋刻本《孟浩然诗集》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的《续宋本丛刊》中，出版前言较为准确地介绍了此书从明末至今的流转轨迹：
清初由刘体仁化公为私，后归桐乡金氏，又归黄丕烈。后经汪士钟、于氏小谟觞馆、杨氏海源阁、李盛铎、潘宗周等递藏，后由潘氏捐出，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本卷上卷尾夹有一纸无书写者姓名、日期的题跋，谓：
依《新民法》，过期不赎，衹能将押品拍卖，有余仍交与债务人；不足向找。余未查《新民法》，贸然押款，不免上当。然此书注明实价贰千五百元，今已三年，合本利已过贰千伍百元，拍卖亦不妨彼方。若说话尽可照算（《晋书》注明七千五百元，须七八年本利方合成原价，此时不能出手）。
宋刻本《孟浩然诗集》中无名字条
此跋由于没有落款，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便未著录。此后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一九八七年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等相关书目均未提及。据徐蜀先生考证，此跋当为李盛铎所作，题跋时间当是民国十九年。题跋透露出大量此前无人知晓的重要信息，为研究海源阁旧藏的散聚、流向，民国时期古旧书业的运作以及周叔弢先生的藏书经历提供了参考依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之前，海源阁将宋刻《孟浩然诗集》质押给李盛铎，后来，李盛铎、李滂父子并未拍卖此本，而是直接将其售与周叔弢。至于弢翁何时将《孟浩然诗集》转让给潘宗周，无考。（详参徐蜀《弢翁递藏宋刻〈孟浩然诗集》〉略考》）
这个论断，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5年2月6日发表徐蜀《<百衲本二十四史·晋书>选用底本的经过》（收入徐蜀《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杂著》一书）一文开头所述完全一致。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徐蜀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书中除了黄、汪、于、杨等清人藏印外，还有李盛铎、李滂父子二人藏印；二是从这张无名字条上文字（徐氏称之为题跋）的“笔迹看，与李盛铎相符，该题跋系李盛铎书写”，至于抵押的时间则是根据1927年10月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向李盛铎借宋刻本《晋书》一点反推出的。
至此，无纸条的谜团的答案，似乎已经被揭开——抵押者（债务人）是海源阁当时主人杨敬夫，接受抵押者（债权人）是李盛铎。
宋刻本《友林乙稿》李盛铎跋
但是，我仔细看了这张字条上的字迹，觉得有两个疑问，一是字迹不像李盛铎，二是看李盛铎的藏书题跋，行文风格与此颇有差距。
于是，在排除李盛铎之后，继续沿着递藏的线索，找他后面的李滂、周叔弢、潘宗周几家笔迹来看，想从中找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周叔弢的题跋笔迹较常见，潘宗周的笔迹从《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中找到一通写给书估王文进的手札，李滂的笔迹则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1月7日发表的熊术之《李盛铎的日本情人横沟菊子为间谍说》一文中找到艾俊川所藏李滂自写履历书稿，可惜三者的笔迹与字条上的字迹都不相同。情急之下，病急乱投医，我向整理过《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唐雪康兄要来了几张周季木的笔迹图片，结果，比对后发现二者字迹依然不同，折腾了几天，毫无进展，不免令人泄气。
三、另一张字条揭开谜底
没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最近几天心情郁闷之际，随意浏览国家图书馆公布的明清书札稿本一百余种，发现不少有趣的片段，聊作排遣。最大的收获，是在一本完全不相关的册页中，看到了与宋刻本《孟浩然诗集》中所夹无名字条笔迹相似，且记事遥相呼应的另一张无名字条，此前的闷闷不乐，仿佛在酷热异常的三伏天里，遇到一阵酣畅淋漓的大雨，全部被一扫而空。
这张无名字条附在国家图书馆藏陆心源《潜园书札》（索书号17976）册页的最后，也没有落款，但上面有两个印章——“销英”朱文方印、“云在山房”白文方印。《潜园书札》本身一共收录陆心源致宫保书札三通，内容也都是谈收藏的，其中第一通最长，详细记述光绪初年“闽中藏书”的情况：
周季贶有书壹百箱，时刻居半，旧抄最多，宋元刻寥寥，大抵得之兰邻陈明府后人。兰邻官秀水十年，与钱警石交好，所得多江浙书。散时，季贶首得之。季贶赴汀州丞任，广东孔氏得之为多。源到闽，亦购得数十种。季贶所得，以宋大字《宋书》为最精（皆季沧苇旧藏），巾箱本《论》《孟疏》次之，元刻宋人说经之作亦有数种，极精。余则记忆不清矣。孙校《北堂书抄》亦陈氏物也。……魏稼孙亦得陈氏书数种，以宋刊《旧闻证误》为上乘，其书皆为丁松生久借。稼生厄于裕泽生，几于饔飱不继。源到闽中，为之揄扬于大府，及权盐篆，为之署库厅，补浦南，加津贴。渠欲以《旧闻证误》为报，而松生坚不肯出，至今犹耿耿也。
周季贶就是周星诒（1833—1904），他因做官亏空被黜，得到蒋凤藻的资助，方才免了牢狱之灾，遂将藏书全都抵给了蒋氏，作为补偿。陆札第二通相对较短，其中提到“承示借拓彝器等件，谨先专人将兕觥呈览。张氏铜器计有六件，其嘉礼壶归于沈处，文王鼎、兕觥，又䵼鼎均归源处。格伯簋虽在源处，抵而非售。其最大之亚形召父尊，盖已失，而索值奇昂，故未购得”，从以上所述内容看，收信人应该是晚清名臣潘祖荫（1830—1890）。这从陆心源编刻的《潜园友朋书问》中，我们可以找到铁证，殆与之相对应的潘祖荫回函就说“兹荷手翰并兕觥一具，不胜铭泐。嘉礼壶乃宣和器（不足存也），格伯簋及召父尊既尚未归清秘，若蒙为作缘，尤感”，二人所列举青铜器一一对应，自然毫无疑义。
稿本《潜园书札》所附字条 国家图书馆藏
回到《潜园书札》最后附的那张无名字条，之所以说它是揭示前一张无名字条谜底的关键，一是字迹真得与前者极其近似，二是内容完全与之对应：
黄荛圃每得奇书，必绘图征咏。其《襄阳月夜图》，则得宋刻《孟浩然诗集》而作也。百宋一廛中，琳琅万卷，独于此书，形诸图咏，则其珍秘可知。此书后归杨氏海源阁，转入李氏木犀轩。癸酉冬日，李少微兄以此书并宋刻《晋书》向余押洋五千元，言明以一年为期。今已两年，未赎，应归余有。近有人愿以二千五百元购《孟集》，余未允也。姑留此娱老，百年后，子孙能否保存，听之而已。
上述内容提到的宋刻《孟浩然诗集》《晋书》书名、版本、抵押价格等，与《孟集》中所夹无名字条所记一一对应，且这张字条上完整说明，这两部宋版书是癸酉——1933年冬，李盛铎的儿子李滂（少微）抵押给他的，一共借了五千元，约定一年为期。但是，过了两年时间，李家也没有花钱赎回去的意思。可见，这张字条写于1935年，而《孟浩然诗集》中的那张字条是在这张字条之后过了一年所写，那就是1936年，而不是徐蜀推测的1927年，书写者也绝不是李盛铎、李滂父子。
那这两张无名字条的作者是谁呢？从最后盖的“云在山房”一印推测，可能是无锡人杨寿枏，他著有《云在山房类稿》。从无锡博物院藏品中，我们看到1936年杨氏为唐文治《万言书》所作的题跋横披，字迹与这两张纸条对得上，基本上可以确定出于同一人之手。
唐文治《万言书》杨寿枏跋 无锡博物院藏
杨寿枏（1868—1948），原名寿棫，二十七岁改今名，号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人。杨宗济之子。清光绪十七年（1891）顺天乡试中举后，数试不售，捐内阁中书，后入伯父杨宗濂及孙家鼐幕府，其间曾短暂帮杨藕芳管理过业勤纱厂的厂务。光绪三十年（1904），入商部保惠司任职。次年六月，随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杨氏充任二等参赞，同年抵日本。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先后到访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于五月返回上海，六月抵京覆命。次年，改补农工商部工务司主事，十月随杨士琦赴南洋各岛抚慰华侨。此后历任度支部郎中、参议、财政处总办、承政厅郎中、盐政院参事等职。辛亥革命爆发，挈眷出都，避居天津。1912年九月，出任长芦盐运使。之后历任山东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职，退出政界后，在天津与周学熙等同办实业，长期侨居津门。生平详其《苓泉居士自订年谱》。著有《云在山房类稿》二十种。
为何李滂会想到向杨寿枏抵押借款呢？实际上，熊术之在《李盛铎的日本情人横沟菊子为间谍说》一文就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一是清末五大臣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时，杨寿枏是李盛铎等人的随员，他很可能在比利时首都亲身见证了李滂的诞生。1935年，李滂编印母亲横沟菊子的纪念册时，曾请杨寿枏为其《传略》稿题诗作跋，种种迹象表明，杨寿枏与李氏父子交往密切。二是杨氏辛亥革命后，长期定居天津，任职财政部、经营实业，富于资财，加上喜爱藏书，在故乡无锡的别墅中建有裘学楼，用作藏书之所，能一下子拿出巨资借给李滂，并欣然接收作为抵押物的宋版书，二者缺一不可。
“秋草斋”朱文印
“苓泉居士”白文印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宋刻本《孟浩然诗集》本身，其实就有杨氏的痕迹——序第一页、卷中目录第一页最下方都钤有“秋草斋”朱文印，序第二页、卷中目录末尾杨绍和印下则分别钤“苓泉居士”白文印，按之《云在山房类稿》中有《秋草斋诗钞》《秋草唱和集》，知秋草斋是杨寿枏的斋号之一。以上二印，前人著录宋刻本《孟浩然诗集》时多已提及，并不是秘密，只是此前鲜有人将之与无名字条联系到一起，只需稍加推衍，便能触到杨寿枏这个准确谜底。只是世间之事，因缘际会，往往需要一次巧合或一些运气！
目前可以肯定，至少从1933年到1936年，宋刻本《孟浩然诗集》《晋书》两种一直由杨寿枏保存。从前举那两张纸条看，他对李滂这次抵押迟迟不赎，从一开始的坦然接受，到之后的意欲出售、减少经济损失，心态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在不久之后的数年间，《孟浩然诗集》《晋书》先后从杨氏野草斋散出，一归潘宗周，一归周叔弢。1949年以后，随着时代的大势，连带着杨氏曾经收藏过的《潜园书札》稿本，百川汇海，一起入藏了国家图书馆。
当《孟浩然诗集》还在杨寿枏手中时，他还曾经附庸风雅，将书交给同样侨居天津的涉园主人陶湘（1871—1940，兰泉）将它影印出版。天津的涂宗涛在《苹楼藏书谈片》一文中回忆：
我偶然买到一本陶兰泉于1935年以珂罗版按原大影印之《宋刻孟襄阳集》，原为黄丕烈所藏，黄氏在书的题问中断为南宋初刻本，影印保存原刻风貌，所钤印章朱色灿然，殊可喜。从书末秋草斋主人杨寿枬“跋”得知，同时影印者尚有《宋刻孟东野诗集》，合称《宋刻二孟诗集》，意在使“延津之剑分而复合”。而那部《宋刻孟东野诗集》却无从寻得，心常耿耿。几年后，偶于书肆发现了当年陶兰泉影印之《宋刻孟东野诗集》(四册)，大喜过望，即购之归，终于配成《宋刻二孟诗集》，成为完帙。
宋刻本《孟东野诗集》也是黄跋本，海源阁杨氏旧藏，后转归李盛铎木犀轩，书上有“李滂”藏印，只是当年没有被李少微抵押给杨寿枏。李盛铎去世后，黄跋本《孟东野诗集》与剩余的木犀轩藏书一同被出售，最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涂宗涛之所以会将《孟浩然诗集》说成是陶兰泉影印本，缘于具体经手人确实是陶湘。时至今日，这部影印本仍一会儿被说成是1935年陶湘影印本，一会儿又被说成是1935年无锡杨氏野草斋影印本，事实上它们是同一种影印本。《孟浩然诗集》后面印的杨寿枏手书跋文，将此事交待得很清楚：
宋刻《孟浩然诗集》为李木斋先生所赠，与宋刻《孟东野诗集》同为黄复翁百宋一廛中精本。转入聊城海源阁，又归德化李氏木樨轩。二书皆北宋精刊，艺林之鸿宝也。乙亥秋日，陶兰泉兄以珂罗版印行，公诸同好，题曰《宋刻二孟诗集》，冀延津之剑，分而复合也。锡山杨寿枏记。
在文中，杨寿枏并没有将故人之子李滂押书借钱一事和盘托出，转而将久押不赎的行为，婉转表述为此书是李盛铎所赠，避免了朋友之间的尴尬。这段短短的跋文上，不仅同样钤盖着“秋草斋”这枚小印，同时也可以作为杨寿枏本人1935年书法的标准件。将之与黄跋本《孟浩然诗集》原书中的字条、《潜园书札》原册中的字条放在一处对比，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毫无疑义！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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