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那年弟弟走丢，60岁看见一卖鱼大叔，我试着喊了声他的乳名

我叫王秀英，老家在皖南一个叫水阳镇的地方。镇子不大，靠着青弋江，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是水。我爹王长根是镇上出了名的捕鱼好手，一条小木船，两张网，养活了我们一家五口。我娘周桂花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两个弟弟。大弟弟叫王小军，小弟弟叫王小鱼。小鱼的乳名是我爹起的。他出生那天，我爹刚从江里回来，船头上蹦着条红尾大鲤鱼，足有七八斤重。他一脚踏进门槛，听见里屋婴儿哭，高兴得把鱼往地上一扔，说：“就叫小鱼！鱼跃龙门，好兆头！”

小鱼比我小六岁。他出生那年，我八岁。我永远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天闷热闷热的，知了在柳树上叫得撕心裂肺。我娘在灶屋里做饭，我爹还没收船回来。我带着小军和小鱼在门口的空地上玩。小鱼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的，像只小鸭子。他穿着一件我娘用旧衣裳改的小红肚兜，胳膊腿藕节一样白嫩，一笑就露出两颗刚冒头的小牙。小军那时候五岁，正是讨人嫌的年纪，拿着根柳条抽地上的蚂蚁。小鱼跟在他后头，想抢那根柳条。我坐在门槛上择豆角，时不时抬头看他俩一眼。

后来，小军跑远了，去追一只蝴蝶。小鱼跟了几步，追不上，就站在路中间，左看右看，然后转向我，伸出两只小胳膊，嘴里喊着：“姐姐，抱。”我正想起身去抱他，隔壁的刘婶出来泼水，看见我，就喊：“秀英，你家有醋没？借我半碗，晚上拌黄瓜。”我应了一声，转身进屋去拿醋。就那一转身的工夫，前后不过两三分钟，等我端了半碗醋出来，门口空空的，小鱼不见了。

我以为小军把他领走了，就跑去找小军。小军蹲在巷子口，还在玩蚂蚁。我问他，弟弟呢？他抬头，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我急了，房前屋后地喊：“小鱼！小鱼！”声音在巷子里撞来撞去，引出来几个邻居。大伙儿分头找，沿着石板路，沿着河岸，沿着镇子后面的小山坡，找到天黑透了，也没见到小鱼的影子。我爹回来以后，一听这事，当场就疯了，提着马灯就往江边跑。我娘瘫在地上，哭声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又闷又长。我抱着小军，缩在墙根，浑身发抖。我知道，我把弟弟弄丢了。

那天夜里，整个水阳镇的人都在找小鱼。我爹撑着小船，在江面上喊了整整一夜，嗓子都劈了。第二天天亮，上游漂下来一只小红肚兜，被芦苇挂住了。那肚兜正是小鱼身上穿的。我娘看见那肚兜，当场晕死过去。我爹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团火，整个人都烧没了。从那以后，我家再没捕过鱼。我爹把船卖了，船桨劈了当柴火烧，说小鱼是被江神接走了。可我知道，不是江神接走的，是我转身借醋的那几分钟，把他弄丢了。

这五十二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那几分钟。要是我没去借醋，要是我先抱起他，要是我喊小军别乱跑，要是我……这世上的“要是”加起来，比青弋江的水还多。可再多的“要是”，也换不回一个活生生的小鱼。

我爹从那以后就变了。他不再打鱼，去镇上搬货，后来又去外地修路。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来，都带些外乡的糖和点心，可看我的眼神，总是躲闪的。我娘的眼睛，从那天起就半瞎了。她天天坐在门口，怀里抱着件旧棉袄，那是小鱼出生时裹的。她谁都不理，只跟那棉袄说话，一口一个“小鱼，娘给你做了新鞋”“小鱼，天冷了，你回来加件衣裳”。小军长大了，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我也嫁了人，跟着丈夫去了邻县。可每年的六月十八，小鱼走丢的日子，我都会回到水阳镇，陪娘坐一天，给她做顿饭。我娘从没打过我，也没骂过我。可就是这种不哭不闹的沉默，比刀子还厉害，一刀一刀地剜着我。

后来我爹死在一条修路的工地上，是夜里睡过去就没再醒。我娘第二年也跟着走了。她咽气前，眼睛忽然清亮起来，直直地看着门外，说：“小鱼，你回来啦？”然后头一歪，去了。我跪在床前，哭得喘不上来气。小军把我拉起来，说：“姐，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别一辈子背着。”我点点头，可心里知道，这债，我要背到死。

这些年，我始终没放弃找小鱼。我上过电视寻亲节目，登过报纸，贴过告示，还在公安那边登记了DNA。可人海茫茫，五十年过去了，一个两岁多的小孩，上哪儿去找？有人说，他可能早就掉进江里淹死了，那小红肚兜就是证据。也有人说，他可能被人贩子抱走了，卖到了山里。我宁愿是后者。只要他还活着，哪怕这辈子见不上一面，知道他在某个地方好好地过着，我也就踏实了。可老天爷不给我这个踏实。他像把小鱼从我手里拿走一样，连点念想都不给我留。

去年，我满了六十岁，退休了。丈夫十年前走的，唯一的女儿嫁到了省城。我回了水阳镇，住进了爹娘留下的那间老屋。老屋几十年没人住了，墙上的泥胚都掉了，露出里头的竹篾。我请人修了修，把院子里的草拔了，又种了些菜。每天清晨，我都去镇口的菜市场转转，买点新鲜菜，跟人说会儿话。镇上的人大多不认得我了，只当是个回来养老的老太太。只有几个还健在的老人，知道当年那个丢弟弟的旧事，见了我，会点点头，说：“秀英，还没找到呢？”我笑笑，说：“没呢。找不着了。”

三月初七那天，下着小雨。我撑着把旧油纸伞，去菜市场买鱼。我已经很多年不吃鱼了，可那天不知怎的，就是想吃。菜市场里头湿漉漉的，人不多，摊位上的灯亮着昏黄的光。走到水产区，一股子鱼腥味迎面扑来。我一家一家地看，最后在一个靠边的摊位前停下来。摊主是个男人，头发白了大半，脸黑，皱纹深，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防水围裙。他正低着头，拾掇面前的一堆杂鱼，动作很快，刮鳞、开膛、去鳃，一气呵成。他摊位上鱼不少，草鱼、鲫鱼、鳊鱼，还有几条黑鱼，养在泡沫箱子里。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手。那双手，指头粗短，指甲缝里沾着洗不掉的黑泥，手背上还有几道旧伤疤。可吸引我的不是手，是他耳朵后面。他低着头，左耳朝外。那耳垂下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红记，椭圆形的，像片小叶子。

我脑袋里“嗡”的一下，像有人敲了口钟。我爹耳朵后面也有一块，小军有一块，我有一块。只有小鱼，因为太小，我没太注意过。可娘以前说过，你们爷四个，耳朵后头都带着记号，丢了好认。我站在那儿，腿有些发软。我仔细看那人的脸，想从他眉眼里找出点什么。他看起来不到五十，也可能五十多了，常年风吹日晒，显老。他的鼻子跟我爹像，都是那种宽宽的、鼻梁有点塌的。他的下巴也像，有点方。我越看，心越跳得厉害。

他觉察到有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混浊里带着点憨厚，还带着点生意人常有的打量。他问：“阿姨，买鱼啊？都是今早刚收的，新鲜。”口音不是本地的，偏北，带着点河工的味道。我“嗯”了一声，随便指了指一条鲫鱼。他利索地拎起来，称了，收拾好，装进袋子递给我。我接过鱼，没走。他忙着招呼别的客人，没再看我。

我在旁边站了很久。雨声滴滴答答，打在菜市场的铁皮顶上。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走，又迈不动腿。最后，等他的摊子稍微空了些，我往前凑了凑，装作看鱼的样子，低声喊了一句：“小鱼。”

我的声音不大，沙沙的，像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他正弯着腰，从盆里抓一条黄辣丁。听见这声喊，他的动作猛地顿住了。他慢慢直起身，转过头来，脸上有些茫然，左右看了看，又看看我，说：“阿姨，你叫谁？”

我盯着他的眼睛，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深吸一口气，又喊了一声：“小鱼。”这一声比刚才大些，还带着点哭腔。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不知所措，又像是被什么戳了一下。他挠了挠后脑勺，说：“你……你认错人了吧？我不叫小鱼。”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我说：“你再想想，你小时候的事，还记不记得？水阳镇，青弋江，你爹王长根，你娘周桂花，你姐叫秀英，你哥叫小军……”他手里的黄辣丁“啪”地掉在地上，扭着身子。他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术，半张着嘴，眼睛直直地瞪着我。旁边摊位的老板探头过来，问：“老陈，咋了？”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声音却在发颤。

他把我领到摊位后面的小马扎上坐下，自己在旁边蹲下来，两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过了好半天，他才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记事起，就在淮河边上的一个船家。养父母对我还行，就是没亲爹娘。他们说我是一岁多的时候，在岸边捡的。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着，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我问他：“那你耳朵后头那块红记，是生下来就有的吗？”他抬手摸了摸耳后，说：“有。一直有。养母说，这块红记好，丢了能找回来。”我一把抓住他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沾着鱼鳞。我用力握着，说：“没丢，没丢。五十二年了，我找了你五十二年。”

他的眼睛也红了。他反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你真是我姐？”我点头，眼泪成串地往下滚。我从包里掏出个旧布袋，抽出一张照片。那是很多年前，我们全家的合影，黑白的，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我爹抱着小鱼，我娘站在旁边，小军和我并排站着。我指着那个穿肚兜的小娃娃，说：“这就是你。你走丢那天，就穿着这件红肚兜。后来在江边找到的，也是这件。”他接过照片，手抖得厉害。他把照片凑到眼前，眯着眼看。看着看着，眼泪就砸下来，砸在照片上，把那张旧纸洇湿了一小片。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湿冷的水产市场里，一个说，一个听。我跟他说了爹娘后来的一切。爹怎么卖了船，怎么去的修路工地，怎么死在外头。娘怎么天天坐在门口，抱着那件旧棉袄，跟上面看不见的人说话。小军怎么在镇上开了间杂货铺，撑起了这个家。还有我，这五十多年，每一个六月十八怎么过的。他听着，不吭声，只是不停地擦眼泪。围裙都湿透了，眼泪还是止不住。

他没有跟我说太多他的日子。只说了句，苦过，也过来了。现在在城郊租了间房，每天赶早起来收鱼，卖到中午，再去打点零工。没娶媳妇。我问他为啥不娶，他笑笑，说总觉着自己缺点什么，不敢成家。我听了，心跟针扎似的。这个弟弟，虽然我们才刚相认，可我就是知道，他缺的那点什么，跟我缺的是一样的。是那几年的空，是那个叫“家”的地方。

第二天，我带他去了派出所。民警很热心，采了血，加急做了鉴定。结果出来那天，我站在派出所门口，不敢进去。是他进去拿的报告。他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大，照着他黑瘦的脸。他冲我笑，那笑容里带着泪，喊了声：“姐。”我的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一把扶住我。我们姐弟俩，在派出所门口的大街上，抱头痛哭。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有人停下来问怎么了。他摆摆手，说：“没事，我找到家了。”

这事传开后，水阳镇上炸了锅。那些老邻居们全来了，把老屋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围着他，这个说“长得像你爹”，那个说“眉眼像你娘”。小鱼也不怯场，只是笑，一口一个“婶子”“大伯”地叫。小军从店里赶回来，一进门就盯着他看。兄弟两个，五十多年没见，都老了。小军上前一步，抱住他，叫了声“小鱼”，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两个大男人，当着满屋子的人，哭得跟孩子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姐弟三个，坐在我爹娘的遗像前。小鱼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香炉里插着三根新点的香，烟气袅袅。我望着我爹我娘的照片，他们还是走时的模样。我想告诉他们，小鱼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那条红尾大鲤鱼，五十二年后，又从青弋江里游回来了。

如今，小鱼不卖鱼了。他搬回水阳镇，跟我和小军住在一起。我们把老屋重新拾掇了一遍，墙上刷了白灰，院子里铺了石板。小鱼手艺好，会修渔船，会编渔网。他给小军家的杂货铺当帮工，闲了就去江边帮人补网。我每天做三顿饭，把他这些年饿着的都补回来。他饭量大，一顿能吃两碗米饭，吃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香。我看着他，就像又看见了那个穿红肚兜的小娃娃。

今年六月十八，我们三个一起去给爹娘上坟。坟在镇后的山坡上，能看见青弋江。我把供品摆好，点上香。小鱼跪在坟前，说：“爹，娘，小鱼回来了。往后每年，都来看你们。”风吹过来，江面上的水汽湿漉漉的，扑在脸上。我站在那儿，心里头那座压了五十二年的山，终于挪开了。弟弟找到了，我的罪，也算赎了一半。往后，我就想好好守着他，把这辈子欠他的，慢慢补上。